（原刊於2015年1月1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此版本經過修改。）
上周日可說是法國歷史上最盛大的遊行，大量民眾聲援《查理週刊》，團結一致捍衞表達自由。據《世界報》的報道，光是巴黎已經聚集了一百五十萬人，全國各地均有前所未見的大遊行，第二大城市里昂（Lyon）就有30萬人，而在人口只有約八千人的小填克雷斯（Crest），就竟然有3千人參加，可見事件實在深刻觸動了法國人。專研法國共和歷史的維諾克（Michel Winock）教授指出，這次是非常獨特的事件，上一次如此大規模的集會是在1944年8月26日法國在二戰中光復，當時約有一百萬人在香榭麗舍大道歡迎戴高樂將軍。影響法國當代政治最深遠的1968學運和社運，雖然有說近一百萬人參加，但亦有保守估計最多只有50萬人。維諾克強調，除了人數之外，最重要的是這次是全國各地廣泛動員，過去影響法國政治的重大動員多數只發生在巴黎。我們不禁要問，這麼大規模的遊行有甚麼意味？
史上最團結的遊行
首先，這是否意味著法國人都一致認同《查理週刊》的言論？現實似乎並不是這麼簡單。雖然參加遊行的人大都高舉「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標語，但是亦有不少人讉責暴行，但不認同《查理週刊》的觀點，因而強調「我不是查理」，或者「我是艾哈邁德」（Je suis Ahmed.），艾哈邁德是被兇手當場擊斃的穆斯林警察。不論是否完全同意《查理週刊》的觀點，維諾克的說法是值得參考的。他指出，過去的大型社會動員有哀悼的日子，例如1919年7月14日的大型集會，哀悼剛結束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難者，也有憤怒的日子，例如1984年反對薩瓦里法案（projet de loi Savary）和2013年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遊行。然而，這次歷史性的遊行跨宗教和跨階層，真正體現了法國共和精神中友愛（fraternité）的價值。以一個遊行人士的話來說：「兇手要我們恐懼，但我們不怕，因為我們團結在一起。」
文化方面的911
其次，連日來不少評論者開始質疑，法國總統主動邀請超過五十多個國家的官方代表參與遊行，當中不少國家有遏制言論出版自由的醜事。《世界報》記者早在遊行開始前，就質疑哪些國家是真正支持出版自由，例如土耳其首相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glu）打壓反對派記者，以色列經濟部長班尼特（Naftali Bennett）曾經吹噓殺了多名阿拉伯人，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Abdallah II）的政府打壓記者關閉電視台，非洲加蓬總統阿里•邦戈（Ali Bongo）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ueï Lavrov）的政府都為人批評箝制言論自由。從這個角度來看，維諾克認為上周日的遊行代表了「民主的國際主義」，也許是過份樂觀的說法。儘管如此，我們不應忘記，百多萬的民眾上街，並不是純粹被那些打壓言論的政治領袖所「操縱」。雖然這次遊行政府有份組織，但連日來全國各地的集會均為自發。因此，政治學家基普爾（Gilles Kepel）教授認為，民眾明顯對「聖戰的恐佈主義」（terrorisme djihadiste）感到憤怒。這些兇徒強調自己穆斯林的身份，指責《查理週報》的漫畫家褻瀆神明，可見他們把穆斯林身份看得比共和國的公民身份更為重要，而這正是民眾所不能接受的。基普爾稱，民眾對《查理週報》的鉅大迴嚮，足以令這次事件成為法國「文化方面的911」，但他馬上補充，當前急務是要阻止法國陷入美國反恐戰爭的下場。
伊斯蘭組織的行動
至於我們可以如何避免「聖戰的恐佈主義」？事件發生後，伊斯蘭教法國委員會（Conseil français du culte musulman）馬上採取行動，希望各個堂區都可以積極接觸穆斯林，提早避免教徒受極端教派所誘惑，並在日後召開全國大會，加強研究和抗拒極端教派的滲入新措施。委員會的前任主席穆薩維（Mohammed Moussaoui）曾在2012年公開批評《查理週報》刻意冒犯穆斯林，但這一次也呼籲教徒參加全國大遊行。他表示，這些野蠻行徑利用了穆斯林，甚至將穆斯林當成「人質」，因為兇徒會令人對穆斯林留下非常恐佈的印象。極端教派不僅謀殺了漫畫家、記者、市民和警察，還謀殺了穆斯林作為有正常宗教信仰的普通人的身份。穆斯林，本來是個認真理解古蘭經的人。因此，認真對待古蘭經，無疑是避免誤信極端教派的方法，而且也是非教徒免除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e）的最佳辦法。
聖戰絕非侵略
「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你們不要過份，因為真主必定不喜愛過份者。」（2:190）這是《古蘭經》中經常被誤以為主張「聖戰」（jihad）的經文。細心的讀者，應該注意到「聖戰」的目標是「抵抗」，絕不容許任意妄為，而只能抵御入侵者，加上不能肆殺老弱婦孺或求救者（4:75）。「如果他們傾向和平，你也應當傾向和平，應當信賴真主。」（8:61）抗戰，是為了化解衝突，締造和平，而不是挑起仇恨，或者報仇雪恥。一旦侵略者的敵意消除，就應該和平修好。（8:39）如果我們參考當代學者的詮釋，「聖戰」這個譯名不無可議之處。出生於瑞士的埃及家庭的拉馬丹（Tariq Ramadan）教授，為著名的伊斯蘭哲學家，亦為歐盟顧問。他認為jihad不應翻譯為「聖戰」（guerre sainte），而應翻譯為努力克服（faire un effort），在個人層面和集體層面抵抗（résister）人類惡性，同時改革（reformer）它，朝向人性的善性，令惡性和善性得以和解（réconciliation），再次接近真主。當人心出現貪婪，社會發生衝突、壓逼、不公正的時候，如種族主義或殖民主義，拉馬丹認為穆斯林應該努力跟人類的惡性對抗，才能令各種惡事從根本上消失。從這個角度來看，聖戰是帶來和平的努力。
原藉埃及的古蘭經專家哈琳（Muhammad Abdel-Haleem）教授，近年把《古蘭經》重新翻譯成英文，並著有《理解古蘭經：主題與風格》一書加以現代解釋，同樣反對把jihad翻譯為「聖戰」。他認為jihad必須有正當的動機（righteous intention），而且是穆斯林的責任。他進一步提出《古蘭經》對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的看法。《古蘭經》完全有理據支持今天因為戰爭或災難引發人道救援的需要，對陷於危難的人伸出援手，對戰敗一方施以照顧，不管他們是否教徒，因為《古蘭經》說過：「你們當為正義和敬畏而互助，不要為罪惡和橫暴而互助。」（5:2）他甚至認為《古蘭經》提倡主動維持國際間的和平，目睹他人互相攻伐時，教徒有義務「秉公調停，主持公道」（49:9）。如果一方壓逼另一方，教徒有責任去對付壓逼者，討回公道。
寬容並非漠不關心
現代所講的宗教寬容，大概可追溯至1689年英國國會頒佈的寬容令（Act of Toleration），從法律層面開始保障異教徒的信仰自由。哈琳教授在書中指出，《古蘭經》雖沒有今天的寬容語言，但教義裡包含了寬容的要素。《古蘭經》說過，主創造了人類是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並且會繼續有所「分歧」（11:118）。經文中甚至反問「難道你要強迫眾人都做信士嗎？」（10:99）哈琳教授舉出一段經典的歷史來證明，穆斯林很樂意跟異教徒如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和平共處。在公元638年，當第二任哈里發歐麥爾（Caliph Umar）佔領耶路撒冷時，他和當地人民訂約，保證不會拆毁異教徒的教堂，不會干涉他們的信仰，也會保護他們免受傷害。哈琳教授認為，寛容不是漠不關心，而是尊重差異，理解別人的宗教。當今天有論者質疑言論自由應否設立界限，從宗教寬容的角度來看，倫理層面的理解和尊重，是否比法律層面的限制更為根本？隨著社會去基督教化 （dé-christianisation），相信越來越多人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們行使言論自由的時候，自然更難理解宗教的世界觀，可以預期爭議將不會止息。
當知識份子仍在討論言論自由的意義，宗教領袖努力排拒極端教派對信徒的魅惑時，一艘載滿法國士兵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剛離開土倫港口，正向印度洋邁進。
（本文的古蘭經漢譯來自香港伊斯蘭之光網站上的馬堅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