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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的勝利與寛容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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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的勝利與寛容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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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2015年1月1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此版本經過修改。)

上周日可說是法國歷史上最盛大的遊行,大量民眾聲援《查理週刊》,團結一致捍衞表達自由。據《世界報》的報道,光是巴黎已經聚集了一百五十萬人,全國各地均有前所未見的大遊行,第二大城市里昂(Lyon)就有30萬人,而在人口只有約八千人的小填克雷斯(Crest),就竟然有3千人參加,可見事件實在深刻觸動了法國人。專研法國共和歷史的維諾克(Michel Winock)教授指出,這次是非常獨特的事件,上一次如此大規模的集會是在1944年8月26日法國在二戰中光復,當時約有一百萬人在香榭麗舍大道歡迎戴高樂將軍。影響法國當代政治最深遠的1968學運和社運,雖然有說近一百萬人參加,但亦有保守估計最多只有50萬人。維諾克強調,除了人數之外,最重要的是這次是全國各地廣泛動員,過去影響法國政治的重大動員多數只發生在巴黎。我們不禁要問,這麼大規模的遊行有甚麼意味?

史上最團結的遊行

首先,這是否意味著法國人都一致認同《查理週刊》的言論?現實似乎並不是這麼簡單。雖然參加遊行的人大都高舉「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標語,但是亦有不少人讉責暴行,但不認同《查理週刊》的觀點,因而強調「我不是查理」,或者「我是艾哈邁德」(Je suis Ahmed.),艾哈邁德是被兇手當場擊斃的穆斯林警察。不論是否完全同意《查理週刊》的觀點,維諾克的說法是值得參考的。他指出,過去的大型社會動員有哀悼的日子,例如1919年7月14日的大型集會,哀悼剛結束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難者,也有憤怒的日子,例如1984年反對薩瓦里法案(projet de loi Savary)和2013年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遊行。然而,這次歷史性的遊行跨宗教和跨階層,真正體現了法國共和精神中友愛(fraternité)的價值。以一個遊行人士的話來說:「兇手要我們恐懼,但我們不怕,因為我們團結在一起。」

文化方面的911

其次,連日來不少評論者開始質疑,法國總統主動邀請超過五十多個國家的官方代表參與遊行,當中不少國家有遏制言論出版自由的醜事。《世界報》記者早在遊行開始前,就質疑哪些國家是真正支持出版自由,例如土耳其首相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glu)打壓反對派記者,以色列經濟部長班尼特(Naftali Bennett)曾經吹噓殺了多名阿拉伯人,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Abdallah II)的政府打壓記者關閉電視台,非洲加蓬總統阿里•邦戈(Ali Bongo)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ueï Lavrov)的政府都為人批評箝制言論自由。從這個角度來看,維諾克認為上周日的遊行代表了「民主的國際主義」,也許是過份樂觀的說法。儘管如此,我們不應忘記,百多萬的民眾上街,並不是純粹被那些打壓言論的政治領袖所「操縱」。雖然這次遊行政府有份組織,但連日來全國各地的集會均為自發。因此,政治學家基普爾(Gilles Kepel)教授認為,民眾明顯對「聖戰的恐佈主義」(terrorisme djihadiste)感到憤怒。這些兇徒強調自己穆斯林的身份,指責《查理週報》的漫畫家褻瀆神明,可見他們把穆斯林身份看得比共和國的公民身份更為重要,而這正是民眾所不能接受的。基普爾稱,民眾對《查理週報》的鉅大迴嚮,足以令這次事件成為法國「文化方面的911」,但他馬上補充,當前急務是要阻止法國陷入美國反恐戰爭的下場。

伊斯蘭組織的行動

至於我們可以如何避免「聖戰的恐佈主義」?事件發生後,伊斯蘭教法國委員會(Conseil français du culte musulman)馬上採取行動,希望各個堂區都可以積極接觸穆斯林,提早避免教徒受極端教派所誘惑,並在日後召開全國大會,加強研究和抗拒極端教派的滲入新措施。委員會的前任主席穆薩維(Mohammed Moussaoui)曾在2012年公開批評《查理週報》刻意冒犯穆斯林,但這一次也呼籲教徒參加全國大遊行。他表示,這些野蠻行徑利用了穆斯林,甚至將穆斯林當成「人質」,因為兇徒會令人對穆斯林留下非常恐佈的印象。極端教派不僅謀殺了漫畫家、記者、市民和警察,還謀殺了穆斯林作為有正常宗教信仰的普通人的身份。穆斯林,本來是個認真理解古蘭經的人。因此,認真對待古蘭經,無疑是避免誤信極端教派的方法,而且也是非教徒免除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e)的最佳辦法。

聖戰絕非侵略

「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你們不要過份,因為真主必定不喜愛過份者。」(2:190)這是《古蘭經》中經常被誤以為主張「聖戰」(jihad)的經文。細心的讀者,應該注意到「聖戰」的目標是「抵抗」,絕不容許任意妄為,而只能抵御入侵者,加上不能肆殺老弱婦孺或求救者(4:75)。「如果他們傾向和平,你也應當傾向和平,應當信賴真主。」(8:61)抗戰,是為了化解衝突,締造和平,而不是挑起仇恨,或者報仇雪恥。一旦侵略者的敵意消除,就應該和平修好。(8:39)如果我們參考當代學者的詮釋,「聖戰」這個譯名不無可議之處。出生於瑞士的埃及家庭的拉馬丹(Tariq Ramadan)教授,為著名的伊斯蘭哲學家,亦為歐盟顧問。他認為jihad不應翻譯為「聖戰」(guerre sainte),而應翻譯為努力克服(faire un effort),在個人層面和集體層面抵抗(résister)人類惡性,同時改革(reformer)它,朝向人性的善性,令惡性和善性得以和解(réconciliation),再次接近真主。當人心出現貪婪,社會發生衝突、壓逼、不公正的時候,如種族主義或殖民主義,拉馬丹認為穆斯林應該努力跟人類的惡性對抗,才能令各種惡事從根本上消失。從這個角度來看,聖戰是帶來和平的努力。

原藉埃及的古蘭經專家哈琳(Muhammad Abdel-Haleem)教授,近年把《古蘭經》重新翻譯成英文,並著有《理解古蘭經:主題與風格》一書加以現代解釋,同樣反對把jihad翻譯為「聖戰」。他認為jihad必須有正當的動機(righteous intention),而且是穆斯林的責任。他進一步提出《古蘭經》對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的看法。《古蘭經》完全有理據支持今天因為戰爭或災難引發人道救援的需要,對陷於危難的人伸出援手,對戰敗一方施以照顧,不管他們是否教徒,因為《古蘭經》說過:「你們當為正義和敬畏而互助,不要為罪惡和橫暴而互助。」(5:2)他甚至認為《古蘭經》提倡主動維持國際間的和平,目睹他人互相攻伐時,教徒有義務「秉公調停,主持公道」(49:9)。如果一方壓逼另一方,教徒有責任去對付壓逼者,討回公道。

寬容並非漠不關心

現代所講的宗教寬容,大概可追溯至1689年英國國會頒佈的寬容令(Act of Toleration),從法律層面開始保障異教徒的信仰自由。哈琳教授在書中指出,《古蘭經》雖沒有今天的寬容語言,但教義裡包含了寬容的要素。《古蘭經》說過,主創造了人類是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並且會繼續有所「分歧」(11:118)。經文中甚至反問「難道你要強迫眾人都做信士嗎?」(10:99)哈琳教授舉出一段經典的歷史來證明,穆斯林很樂意跟異教徒如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和平共處。在公元638年,當第二任哈里發歐麥爾(Caliph Umar)佔領耶路撒冷時,他和當地人民訂約,保證不會拆毁異教徒的教堂,不會干涉他們的信仰,也會保護他們免受傷害。哈琳教授認為,寛容不是漠不關心,而是尊重差異,理解別人的宗教。當今天有論者質疑言論自由應否設立界限,從宗教寬容的角度來看,倫理層面的理解和尊重,是否比法律層面的限制更為根本?隨著社會去基督教化 (dé-christianisation),相信越來越多人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們行使言論自由的時候,自然更難理解宗教的世界觀,可以預期爭議將不會止息。

當知識份子仍在討論言論自由的意義,宗教領袖努力排拒極端教派對信徒的魅惑時,一艘載滿法國士兵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剛離開土倫港口,正向印度洋邁進。

(本文的古蘭經漢譯來自香港伊斯蘭之光網站上的馬堅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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