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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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女性主義，對這場佔領運動，我會説甚麼。
答案可能是：從論述出發，分析性暴力背後貞潔觀；或經驗談起，逐一訪問運動中的女子，作口述歷史，看他們在運動中有否遭受性別壓迫。這些細緻的工作非常重要，但現實是，我沒有這樣的資源和時間。
於是我不能輕言壓迫。因為那很容易變成一種輕忽，無視對方背境，為了滿足自己「解放他人慾望」的慾望，將對方簡化為需要被解放的「受壓迫的人」。譬如我說性工作者被壓迫，但可能，她在性工作中獲得尊嚴和滿足。於是我首先要想，對方是誰？有甚麼歷史？他這樣做，對他人有甚麼具體效果？這些很難説得清。然而我又不能説，我和受壓迫的人毫無關係。
我只能説我所見，一段關於性工作者的經歷。我並不能輕易為她們代言，也無法置身事外。我和性工作者，是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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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説我所見：十一月三十日晚上，龍和道，我和一眾示威者和警方對峙，其間有人喊：「警察叫霸王雞，正一咸濕仔！」「返去叫雞啦！」「咸濕仔！」另一邊有人喊：「性工作無罪，警察叫霸王雞可恥！」之後很快被淹沒。
「返去叫雞啦！」，這句嘲諷子是如此運作的：因為性工作是不道德，於是將警察和性工作扣連，警察便是不道德。這其實訴諸我們平日對性工作的負面印象，在我們心目中性工作越是低賤，這句嘲諷的力度就越大。
那其實不是嘲諷我，但我怎能一起喊，當我想到那天一直互相照顧的抗爭者，可能就是性工作者。這些嘲諷那麼殘忍，如果想清楚一點，就很難喊得出來。我至今仍完全無法想像，如果我是性工作者，我會有怎樣的表情。當那些和自己一直留守的同伴，突然如此團結、決絕地喊：「返去叫雞啦！」
如果我是性工作者，那會是，何其難堪。
從大處著眼，性工作者可能是我們高聲指罵的不公義制度裏面，最受壓迫的一群。平日我們遇上危險，尚可向警察求助，但性工作者則不。警察往往對性工作者有偏見，曾有性工作被嫖客打劫，跑了幾條街遇上警察，卻反過來被警察帶回審問。亦有性工作者在街市買菜被警察認出，被帶回警署審問。即使在聲稱公平公正法庭，亦會因為證人是性工作者而假定她的證詞不可信。另説，有時壓迫性工作者的正是警察。他們掃黃時會喬裝成嫖客來蒐集證據，享受完手淫服務後才表明身分，享受服務後不付錢（一般稱吃霸王餐）是常有的事。
我希望能夠說得清楚，這種對警察的嘲諷，的確會傷害性工作者，甚至其家人及朋友。也許你本意並非如此，也許你因為種種原因，諸如宗教、成長背境而不認同性工作，但對性工作者的創傷已經造成，且可能無法消除。
3
如果我説女性主義，我並不希望成為泛道德主義者，指罵每一個貶低性工作者的人。我甚至不敢說，喊「警察叫霸王雞，正一咸濕仔！」是不道德的。畢竟和警察對峙，激動起來小錯難免，只是小錯堆積起來，就成了對性工作者的輕忽。
如果我説女性主義，我想展示的，是「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關係會隨時轉移，而「壓迫」很可能並不具體。這次佔領運動，群眾大概意覺到，在同一個橫行的政權下大家都是「受壓迫的一群」，因而連結起來。但僅是這樣並不能成為站在一起的理由，因為那掩蓋了群眾間並不顥眼的矛盾——今天站在一起的人，下一刻，甚至一直以來，也可能因著曖昧或誤解而成為對方的「壓迫者」。
共同面對警察的「受壓迫者」，借性工作者嘲弄警察時，便成為了另一種「壓迫者」。我們以為把矛頭指向眼前的警察，但首先刺傷了身邊的人。
從傳媒報導裏，不時看見警察為了侮辱示威者，說出種種傷害人的話，譬如叫印巴藉女子「返印度」，向有患有嚴重智障的次女的張超雄説「返屋企湊女啦」。我得強調，即使同說出傷人的話，考慮到警察擁有遠超於我們所有的權力和武力，客觀效果終究和我們是不同的。但我之所以像雞蛋裏挑骨頭般，汲汲於這樣瑣碎的細節，譬如是因為在這些細節之中——向警察喊：「返去叫雞啦！」——我們逐漸變成，我們所反對的人。
現在人們說毋忘初衷，但初衷是甚麼？如果初衷是爭取真普選，那真普選又是為了甚麼？如果真有民主和公義，那會否包括，不因對方的性別、身體、職業而歧視對方，而嘗試尊重，溝通，理解？
沒有論述和想像為基礎的運動，會讓人投入沒由來的激情，過後則變得疲憊，讓情緒任意發洩。如果最後我們如鏡像一樣，體現作自己所反對的一切。這才是運動最大的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