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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生來是恐佈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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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生來是恐佈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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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惟工新聞,現版本經筆者修改了一些錯處。)

沒有人生來是恐佈份子,只不過有些人變成了恐佈份子。(註一)

2015年1月7日至9日這三天期間,法國巴黎發了震撼全球的謀殺案,兩名兇徒古亞奇兄弟(les frères Kouachi)闖入《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總部,殺了八名編輯和兩名警察,另外亦有途人被殺,多人受傷。另一名兇徒古利巴利(Amedy Coulibaly)在第二天開始作案,殺了一名警察。三人繼而分頭挾持多名人質,令巴黎人心惶惶。經過數十小時的衝突後,三人最終死於警察的槍下。

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過,暴力不會說話,它摧毁了一切解釋和討論的空間。當日目擊罪行,僥倖脫險的《查理週刊》記者萊熱(Laurent Léger)表示:「我看見了恐佈。」被形容為恐佈份子的兇徒,均為穆斯林。古亞奇兄弟作案時,曾高呼「為先知報仇了!」

事件引起了鉅大迴響,法國媒體普遍視為「自由被媒殺」,同時穆斯林代表譴責暴行,認為「兇徒把穆斯林當人質」。新聞自由受威脅,穆斯林被再次污名化,這次謀殺案重創法國的共和價值,對不同的族群刺下很深的傷口。

「恐佈份子」的日常面貌

法國媒體連日來的報道,非常平實地呈現「恐佈份子」的外貌,他們平日一點也不「恐佈」,直至犯下了滔天罪行。

古亞奇兄弟出生在法國,父母原藉阿爾及利亞。哥哥薩依德(Saïd Kouachi)現年34歲,弟弟車利夫(Chérif)32歲,父母雙亡後,兩兄弟在兒童院中長大,完成相當於初中的學歷。義工伊夫琳(Evelyne)曾照顧巴黎第19區的貧困家庭,令他們可以體驗區外的社會生活。她帶過兄弟二人去戲院和廸士尼樂園,她形容弟弟車利是個很可愛和很易哄的孩子。(註二)有一天,他們放學回家,發現母親倒在地上,估計是自殺,原因是服食過量藥物。

哥哥薩依德做過不同工作,第弟車利是Pizza速遞員,二人犯過輕微罪行。警察估計大概到了2003年左右,二人開始接觸極端的伊斯蘭教派思想。那年的夏天,兄弟二人結識了一個年紀比他們稍大的宗教導師本尼也圖(Farid Benyettou),他專門招攪年青人,估計有五十多個信徒。和本尼也圖來往的人,包括1995年策動地鐵爆炸案的兇徒,跟阿爾及利亞的武裝份子有關,當年造成8死200多人傷。

弟弟車利曾表示,打算去敍利亞和伊朗參加戰爭,對付美國。他憶述導師本尼也圖鼓勵過他:「天堂有70個處女和大屋,供聖戰的犧牲者享用。」他認為,去參戰是令他很自豪的事。可是,在2005年出國前,他就被警察以反恐之名拘捕,他在法官前自稱為一名「貧民區穆斯林」(un musulman ghetto)。後來他在獄中結識了另一名宗教導師碧嘉(Djamel Beghal),進一步走向極端思想。

哥哥薩依德在2011年曾到也門接受軍事訓練,也在美國和法國警察的監視之內。其太太非常震驚,直至警察入屋時,她才發現自己活在一個騙局之中,薩依德從沒有在她面前談過《查理週刊》,她認為自己一直和一個正常人過正常的生活,丈夫變成兇徒覺得實在難以置信。

孕育罪行的監獄

另一名兇徒古利巴利現年32歲,在法國出生,父母為馬里人。自幼母親去世,被父親送入兒童院。十八歲時,曾持械行劫。那一年,他打劫了一間銀行,兩間咖啡館。在逃走時,他目睹他的同黨,也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死在警察槍下。警方相信,這種下了他仇恨警察的原因。後來,他多次犯罪下獄。

記者形容古利巴利是個聰明和思路清晰的人。在2008年,他接受記者訪問,因為他趁別人不察,機智地偷拍了監獄內的生活情況,讓公眾知道法國政府是如何不人道地對待囚犯。他向記者說,當有外人來探訪監獄時,職員就會把他們帶到設備很好的牢房去參觀。但實際上,他們住的牢房非常殘舊,衛生差劣,囚犯經常被處以私刑。又沒有暖氣,缺乏真正的醫生。他表示,在監獄裡,可以遇到穆斯林、殺人犯、持械劫匪等,「監獄,是學習犯罪他媽的最好的學校!」在獄中,他結識了兇徒車利,同時轉向了極端教派。

2010年起,他就被懷疑跟亞爾及利亞的武裝組織有關。那年起,他以探朋友之名,和其太太Hayat Boumeddiene到中南部的康塔爾(Cantal)山上,和車利一起練習射擊。他臉中經常掛起愉快的笑容,所以一直沒有人懷疑他過著雙重的生活。他的老朋友回想起作案前幾天的對話,他說生活有點厭,不如離開法國,古利巴利則笑說,「還可以去哪裡?」

社會底層的宗教狂熱

三名兇徒的經歷,可以說支持了法國人類學家法西(Didier Fassin)的提問,我們的社會今天要拒絕那些可恥的怪獸行徑,但為何它偏偏是由社會製造出來?他認為,住在法國那些貧窮而與外界隔離的社區,青年失業嚴重,膚色和信仰都受到污名化和歧視,國家的公民教育並不能令他們認同自己在社會的公民身份。生活苦無出路,對當權者和社會憤恨,很容易成為宗教狂熱(fanatisme)的犧牲品。

兇徒雖然以先知之名策劃這宗恐佈的謀殺案,但這絕不是伊斯蘭的聖戰。出生於瑞士的埃及家庭的拉馬丹(Tariq Ramadan)教授,為著名的伊斯蘭哲學家,他認為jihad不應翻譯為「聖戰」(guerre sainte),而應翻譯為努力克服(faire un effort),在個人層面和集體層面抵抗(résister)人類惡性,同時改革(reformer)它,朝向人性的善性而過活,令惡性和善性得以和解(réconciliation),再次接近真主。當人心出現貪婪,社會發生衝突、壓逼、不公正的時候,如種族主義或殖民主義,拉馬丹認為穆斯林應該努力跟人類的惡性對抗,才能令各種惡事從根本上消失。由此看來,聖戰是帶來和平的努力。

但是,和平沒有隨著宗教而來臨。著名的戰地記者費斯克(Robert Fisk)就指出,亞爾及利亞和法國之間的仇恨,源自法國長年的軍事控制。1954年,亞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成立,開始以武力爭取獨立,但多次遭到法國強力鎮壓,雙方血流成河。這些族群之間的仇恨,今天仍然會被有心人利用來煽動不滿社會的年青人。

古亞奇兄弟和古利巴利的暴行永遠不能被原諒,未來法國社會要努力地去治療這個族群撕裂的傷口。然而,這時候,一艘載滿法國士兵的航空母艦剛離開土倫港口,駛向印度洋,加入反恐的戰場。(註三)

註一:參考法國著名哲學家、作家和女權主義者西蒙娜•狄•波娃的名著《第二性》開篇語 « On ne naît pas femme : on le devient »。

註二:伊夫琳表示,她得知自己照顧過的小孩成了兇徒,痛心不已。對於古亞奇兄弟的母親的死和這對兄弟的罪行,她覺得自己某程度要負責。因為其母陷入財政困難,而伊夫琳卻來不及協助她申請援助,令她不得已自殺,而孩子則缺乏家庭照顧而誤入歧途。同時,伊夫琳批評法國社會的融合政策徹底失敗,古亞奇兄弟長期生活在邊緣的社區,難以融入社會。

註三:重新修改本文的時候,兇徒古利巴利剛下葬於巴黎南部Thiais的穆斯林墳場。古利巴利父母的原居地馬里政府,曾表示拒絕接收其遺體。至於車利•古亞奇則於日前下葬於原居地巴黎北部的Gennevilliers,薩依德•古亞奇於蘭斯(Reims)。三人的墓均為匿名,市政府表示此舉避免後人前來「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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