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國偉 (春天教會宣教師)
政治神學應該為戴耀廷、黄之鋒及每一個傘下基督徒而寫。
這種神學思考並不是要為他們每一言一行進行辯護──雖然任何處境性的神學必然是辯護性的（神學家Paul Tillich, David Tracy），在整個雨傘運動甚或是由2013年出現「佔領中環」的構想，他們都面對不同方向的攻擊，其中最令基督徒困擾的，來自教會及神學院。政治神學，需要發聲。
今天好些信徒參與了雨傘運動──中大研究結果有120萬香港人曾經參與佔領，可惜我們沒有任何基督徒的數據──這些信徒如何理解自身的行為、教會的反應、社會的迴響？
教會的現實 理念的落差
沒有數據，然而可聽到真實具體的掙扎和兩難。有執委和教牧都支持雨傘革命的教會，在聚會中仍要避談政治而免爭吵，五十歲是一條明顯的分界線，曾聽說有年長「藍絲」擔任崇拜主席時，責罵年輕「黃絲」不負責任搞亂香港，令教會年輕人一肚氣，要向教牧求助。
坊間醞釀獨立建堂，有特意來拜訪我們，了解獨立堂會運作的；即使依舊留在舊教會，在雨傘革命期間，亦自組地下團契相互支援。這些地下團契，以whatsapp或fb group聯繫，不見於教會正式聚會時間日程中，流傳在理念相同的信徒之間，甚至連牧者也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面對教會內的「藍絲」，朝向個體解放、社會公義、政治平等的基督徒，除了另組團契和堂會外，又有甚麼宗教資源可以去對話或「傳福音」？
新一代政治神學
2012年國民教育爭議期間，我們探討過基督教會本色化的歷史、神學知識的政治性、市民宗教、公民社會、教師／學生作為行動者、學生運動、教會（ekklesia）作為政治主體等等本土政治神學的基礎觀念。雨傘革命來了，我們將會延續這個政治神學的思路，對這些年的神學論述進行評估，並且嘗試站在大公教會的視野，提出建構全新的基督徒行動綱領的思考方向，探討天國降臨在人間的各種具體操作。
要能產生新一代政治神學，並擁有轉化信徒行動的力量，我們必須對神學幾個基本命題，作出根本的檢討，包括：
一）政治神學論述檢討：規範性、促導性、反思性的政治神學（神學方法學）
近年市面上政治神學論述泛濫，有對政治行動進行神學反思的，也有藉著神學發揮政治功能。究竟不同的政治神學，除了在立場、宗派的差別外，在政治運動的知識學角度，如何辨識不同類型的神學？
二）信徒先行，教會後援，道德嗎？（動態教會觀）
這邊廂官方的教會領袖、神學院的講師跑出來跟基督徒行動者劃清界線，說行動者不代表教會，那邊廂教會又教導「信徒皆祭司」、「兩三個人聚集就是教會」；比較進步的教會又會開放教堂及組織情緒及法律支援小組。究竟行動中的人是教會、在支援的人是教會，還是在批判他們的才是教會？「我們」的身位，如何影響我們思考教會的方向？
三）向中國領導人傳福音為何是精神病？（國家與教會的理想關係）
2015年頭一件中國基督教的大事，很可能是有人向習近平傳福音而被關進精神病院。其實宗教在中共政權的作用始終是統戰，是為了生產使反抗精神麻痺的論述而苟延的，然而某些宗教人士幻想「政教」分離，想像一天領導人可以改信自己的宗教而改變國運，實在是重覆這一種統戰論述。假如我們不希望教會成為國家的宣傳機器，我們又期望一種怎樣的政府與教會的關係？
四）本土化（本色化）無極限：為何沒有「香港基督教」？（處境基督論）
上主超越一切，耶穌卻成為歷史時空中具體的一個人，並成為中保將不同的人跟上主和好。香港的基督教會常常強調上主超越的一面，忽視耶穌處境那一面，那是中國人在廿世紀初非常懂得分辨的。當時出現的本色化及本土化政治實踐，讓基督教會「三自」化，然而這個三自的思想框框就是「中國」，至於香港呢？香港的基督徒似乎已經停止思考，這是信徒「離地」的根本原因。
時代呼喚我們
2015年是關鍵的一年，秋後算帳白色恐怖啟動、政改諮詢固然是一場硬仗，教內選舉的去留又如何？區議會選舉中地方教會又有甚麼角色？如何處理教會領袖的維穩言論，甚至出現教內「愛字頭」？抗爭手法是非暴力還是要升級？其實要改革的不單是香港的政治制度，時代呼喚基督徒的，也是一場宗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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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教會為此舉辦政治神學課程，期待與傘下基督徒一起思考，歡迎參加：
http://goo.gl/4JXXi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