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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則奮

香港資深傳媒人、時事評論員 現任政治經濟學網頁創辧人和節目主持人。 網誌

政經

風物長宜放眼量

風物長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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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四報聯刊」事件引致《學苑》遭「國粹派」召開緊急大會清算圍剿,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反映當時大專學界和社運界意識形態分歧白熱化,由原來不公開的內部矛盾轉化成為公開決裂的敵我矛盾。

1971年的五一三保釣運動告一段落後,中共藉着民族主義崛興,在海外的統戰非常成功,大專學界河山幾乎一片紅,本港知識界亦明顯左轉;毛澤東思想成為最時髦的思潮,逐漸取代本港戰後逃難來港的自由派和新儒家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

不過,隨着中運和釣運的發展,戰後新生代亦孕育出自己的思潮,由海外留學歸來、受西方學潮影響的莫昭如和領導珠海罷課的吳仲賢創辦的《70年代雙周刊》,由一開始便以行動號召青年參與社會事件,感染力強,其反權威、反建制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濃厚。由於當時得令,獲得廣大戰後新生代青年學生的共鳴,因而亦引起避世於香港的中國托派分子關注和介入。

1971年釣運陷入低潮,70份子興起流浪歐洲熱潮,被中國托派領袖彭述之理論折服,不少加入「第四國際」,成為矢志世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知名的領袖人物有已故的吳仲賢和岑建勳,他們返港後按照「第四國際」指示,成立組織,積極介入社運和學運。

處於幾大意識形態體系夾縫的大專學生受到不同思想衝擊,其實自然不過,而學界出現所謂「社會派」與「國粹派」的紛爭,亦順理成章,不足為怪,客觀而言,不過是社會矛盾的反映而已。

事實上,「社會派」與「國粹派」的明顯分歧亦始於「反貪污、捉葛柏」事件,事件正正標誌着港英殖民地政權在六七暴動後推行新政以消弭社會深層次矛盾的重大決策。

當時政府發表的《百里渠報告書》已倡議「肅貪倡廉」,整頓腐敗的官僚系統,青年學生作為社會先鋒,乘勢發起反貪運動,聲討警察腐敗,理所當然。可是,這卻違反中共重返國際政治舞台的策略部署,所以遭受「國粹派」操控的大專學生組織消極抵制。當時港大學生有份參與「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的學生不足二十人,王卓祺是其中一分子,自然成為日後的所謂「社會派」。

中共反對本港青年學生和群眾積極參與反貪污運動的理論根據,就是所謂「三個世界」論。按照中共的權威論述,七十年代的世界三分天下,第一世界是蘇修和美帝,第二世界是歐美發達發展國家,而第三世界則是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份屬第三世界國家;美帝和蘇修與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後兩者之間的矛盾只是次要矛盾。根據毛澤東的「矛盾論」,要針對主要矛盾和抓緊矛盾的主要方面鬥爭;對殖民主義者港英,由於屬於次要矛盾,既要鬥爭,又要團結,不能不有所節制,否則影響大局,壞了大事。

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的詭辯思維,對沒有受過嚴格思想訓練的青年學生以至部分書愈讀得多愈蠢的所謂知識分子來說,當然有一定迷惑力和說服力;說穿了,其實不過是政治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而已。共產黨鬥爭的招數,來來去去都是「團結大多數,爭取中間派,打擊一小撮」;統戰的心法,永遠是「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

當年「少不更事」的王卓祺尚有赤子之心,可以不為所惑,堅持開放懷抱,有容乃大,接納不同的思想,今天年屆耳順,卻反過來以「盱衡大局」的姿態和嘴臉,教訓「不識時務」、「少不更事」的林行止和學生,歷史的弔詭,真的有趣又反諷啊!

說回「四報聯刊」。有關構思其實是有感於學界意識形態的尖銳分歧,本着真理愈辯愈明的信念、思想開明的「社會派」主張由《學苑》、《中大學生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報》出版聯合特刊,組織不同派別的政治論述,包括托派的不斷革命論、無政府主義的官僚集產主義、紅衞兵的極左主張和毛派的理論,就「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展開辯論,目的旨在刺激同學思維,共同探索未來路向。由於其他院校受「國粹派」把持而極力反對,結果《學苑》在王卓祺領導下,力排眾議,獨自出版有關專輯,因而惹起風波。

以理論的深度和政治主張之激烈程度而言,除了毛派以外,幾乎所有左翼論述最終都會主張推翻殖民地政權和中共政權,較諸如今《學苑》探討「港人命運自主」和「香港民族論」,極其量只是「分裂國家」,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毛派的中共一直視比其更左的托派為主要敵人,同期在左報已組織文章不斷批判,指為不可不提高警惕的外國勢力,情況與目下的香港沒有多大分別。何以當年的王卓祺可以是王俊杰(《學苑》前副總編輯),頂得住大學內外的壓力,今天卻「覺今是而昨非」,反過來板起面孔,加入聲討「大逆不道」的王俊杰行列?

風物長宜放眼量,以歷史的眼光觀照,今天不管什麼政治論述主張,港獨也好,城邦也罷,以至當年托派的不斷革命論和毛澤東思想,在思想層面上,都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而已,最終都須要通過政治實踐檢驗真理。誠如馬克思所言,人類創造歷史,卻不是任意創造,而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限制下創造。港獨能否成事、香港可否建國,不是主觀意願的問題,而是有否足夠的客觀條件,答案不言而喻。

易地而處,王卓祺如今成為建制中人,為主子着謀,我們儘管不同意,卻不難理解,但與其亂扣帽子,渲染港獨的危險性和現實性,倒不如正視問題的社會根源,尋找解決的辦法。

如果不承認中共背信棄諾,以君臨天下姿態打壓港人的民主意願;「一國」早已壓倒「兩制」;中共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是中國問題的根本禍害、是分裂中華民族和港人以至海外華人離心的根源……一切論述都是為當權者政治報效而已,注定徒勞無功。

點批《學苑》.之二

原文刊在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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