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周圍環境對話的建築——建築與我的夢
安藤忠雄
2013年第1版, 中信出版社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急速發展，其中一個發展的結果，體現在城市面貌之上。上海作為中國金融業重鎮，自然首當其衝，其發展速度之快令人咋舌，曾有友人笑說只要你一年沒有到過上海，回去之時大概會迷路，因為四週的建築物都變更了。亦因為這種極速的城市再造，使中國各大城市同時成為前衛建築師的實驗場。以往，要在中國眾多城市中脫穎而出，政府官員和商界立刻聯想到的是最高最大的建築物。但自從1997年西班牙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建成後，另一種可能性亦同時在中國生根。
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由Frank Gehry 所設計，被喻為解構主義的代表作之一。這種設計的重點在於在建築物的外型上使用了大量的曲線而非一般的直線和長方體，使建築物由較為傳統的功能主義變更為一件容許使用者進入其中的大型雕塑。這件雕塑的的確確振興了畢爾包的旅遊業，之後更有所謂的畢爾包效應來形容以大型，突破性的建築物來為一個城市重新注入活力。想當然，既然最高最大在全中國競爭激烈，轉而打造能夠成為傳媒焦點的建築物不失為另一個可能性。自此中國就不斷邀請世界各大建築師來中國去實現他們的設計，其中特別是前衛的建築師最受歡迎，因為他們的設計無奇不有，容易吸引世人的注意。
問題是這種出發點要求的是標奇立異，處理生活上人性化的需求和與周邊環境的關係並非重點。在北京，由國家大劇院（Paul Andreu），央視新大樓（Rem Koolhaas），甚至民間建築—銀河Soho（Dame Zaha Hadid）的設計都引來激烈討論，毀譽參半。倡議者固然認為新計劃能樹立最新的城市地標，反對者卻相信與附近環境格格不入的建築對城市面貌甚至是文化認同都有負面影響。
在這樣的環境下，安藤忠雄的想法絕對舉足輕重。作為日本的建築大師，他的信念就是要建築物與用地進行”對話”。他的小筱住宅就被評為——建築雖運用了現代材料，工法和構成，但還是能夠從中感覺到日本人特有的空間感覺，對周圍的環境，特別是對地形以及這裏原有樹木的細緻處理等，很好地運用了這些要素。１他的住吉長屋是另一個將新建築融入附近環境的例子，設計上固然使用了清水混凝土這種完全現代的材料（安藤忠雄極度喜愛清水混凝土，他的著名作品大都以此為素材），但卻充份地在各種法規限制下設計了與一般長屋大小一樣，內部空間卻截然不同的住宅。
安藤忠雄的投身建築師的過程也剎是有趣。他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建築師訓練，卻於在世界各地的旅行後選擇回國創辦屬於自己的建築事務所。當中，不可或缺的是他對於不斷學習的熱情。對於他來說，各種各樣的知識是環環相扣的，建築師需要的往往不應限於他的所謂專業知識，而要對社會，經濟，歷史有自己的思考過程。他的其中一個關於旅行的體會猶其有趣——在旅行中，獨自一人步行是最重要的。一個人，在旅行的過程中能了解”另一個世界”，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想法，這時，卻只能自己一個人去思考，反思自己的足跡，也就是說與自己進行對話。２
回到中國，到底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種巨大的標誌式建築呢？或者中國的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王澍可以給出一個答案——這個國家不管是資本主義的版本，還是共產主義的版本，都是西方模式。打造到現在，我覺得很成功，它基本上可以不叫中國了。當一個國家失去文化屬性的時候，你就失去了扎根在文化裏的基本的感覺和尊嚴。３
Note:
1. 建築與我的夢, p.37
2. 建築與我的夢, p.200
3. 他們最不聽設計師的—建築師王澍的困擾, 南方周末, 2013年2月15日
延伸閱讀:
當文學遇上建築——
看房子, 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