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即使嘗試過不同的決策模式，例如諮詢性質的雨傘民意日、與地區人士交涉的「讓路方案」等等，但始終由運動領導者主導。到底，在一場佔領運動能否發展一套由下而上的決策機制？我們可以借鑑2012年「佔領華爾街」的決策機制，可能會有一些啓發。
社會活動雜誌《廣告剋星》(Adbusters)於2012年提出一個佔領華爾街以反抗資本主義的運動，並呼籲公民社會於9月17日行動。2012年8月2日，一個名為「紐約人反削支」(New Yorkers Against Budget Cuts)的組織發起一次全民大會，討論佔領華爾街事宜。但是，就如無政府主義人類學家DAVID GARBER 描述當時的情況：
剛開始，我懷疑自己是不是根本就走錯會場了。兩台電視攝影機對準一個臨時搭起的舞台，旁邊有巨型的橫幅標語、擴音器以及一大堆預先印好的標語牌。
這場運動原先由一些溫和派如工人世界黨主導，是縱向式的運動。由議題設定、至遊行路線，都由發起者所主導。大會壟斷整個發言，只預留30分鐘讓群眾簡單解釋自己的政治立場。此舉令在場很多群眾，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不滿。他們於大會抗議，並另外召開一個大會。這個大會提出橫向式決策機制，並建立紐約市全民大會（ NYCGA）。他們以臨時工作小組分工，並向全民大會問責。
2012年9月17日，一千名示威人士響應號召，佔領祖科蒂公園，佔領華爾街運動正式開始。當時，群眾只是因應「佔領華爾街」的文宣而走上街頭，並沒有一些具體的理念、訴求。因此，NYGCA發動了第一次全民大會，並得到通過決議，表示「會維持這個空間以及負責其運作」以及設立工作以及專題小組。直接民主由此萌芽。
9月23日，NYGCA發表第一份共識文件《團體原則》（PRINCIPLES OF SOLIDARITY），斷定了直接民主的決策原則，包括：
- 參與直接而透明的參與式民主
- 實踐個人與群體責任
- 承認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以及承認這些權利於所有交流之中。
- 令每個人充權並對抗任何形式的打壓
因此，與香港的雨傘運動不同，「佔領華爾街」初期已經緊急地湊成了基本組織架構，以應付佔領運動中日常需要。所有人於運動都有其角色。全民大會於每天晚上舉行，每個小組都會向大會匯報，並就著爭議性的問題於大會中進行討論。這些組織都沒有主席一職，但由群眾共識推舉的促導員協助討論。在決策會議中，議題由所有群眾提出，促導員則負責整理議程、控制會議節奏等，而不會提出任何提案。每次會議開始，促導員皆會解釋會議手勢。由於警方禁止群眾使用擴音器，參與者研究了People’s Mic的溝通系統，即把大會的發言以人傳人的方式廣傳出去。這令到會議節奏減慢，令原先無打算發言的群眾透過覆述其他人的言論，反思自己是否消化或者同意這些說法。當需要決策時，很多時會先由小組匯報，並由議案發起人簡單解釋內容，接受質詢，並提出修訂。他們以共識制進行表決。在一般情況，他們都是以多數決表態，但最有趣的是，如果你認為議案具有道德以及安全問題導致參與者因而退出運動的話，參與者可以表示”block”的手勢。在這種情況下，議案必須得到90％支持才可以通過。
可惜，大會以及小組的運作並不如理想進行。首先，運動擴大令人數不斷增加，加上小組漸漸產生自主意識，不同的組織開始就財政、自主性問題而產生分歧，很多人害怕一些主流左翼組織參與，例如Moveon.org、Rebuild the Dream等。這些組織都具有政黨背景，令運動被政黨勢力以及無政府勢力所拉扯。另外，由於會議是極端平等，很多積極參與者對於運動被少貢獻的大多數所壟斷感到不滿。另外，亦有一些人對於冗長的會議程序感到反感。
因此，於2011年10月下旬，全民大會提出設立軸輻會議(Spokes Council)。會議由每個工作小組的民選代表組成，處理佔領區日常營運的決策，而全民大會則專注處理運動方向其他城市的佔領運動關係。然而，有些人開始質疑軸輻式會議忘記了原先直接民主的初衷，邊緣化群眾，把運動變成一個組織。「佔領華爾街從來不是一個組織」。一些組織開始對於運動的所謂權力機構感到反感。例如，於自由廣場一班人於晚上時間打鼓，騷擾附近的佔據者入睡，後來全民大會於10月13日通過決議限制他們打鼓的時間，令他們認為全民大會已淪為政府的角色，限制他們的創意。
最後，協調工作小組(Facilitation Working Group)宣告不再協助全民大會和軸輻會議的工作，令很多工作小組之間的協調幾乎停頓。全民大會的出席人數越來越少，有一些人基於對組織的不信任、反感，便持續運用”blocking”的權力，令決策機制陷入癱瘓。其後，由NYCGA所組織的全民大會近乎解體，即使後來不少人都嘗試重組全民大會，但基於群眾已經不相信決策機制，很多會議只是討論性質，並不就任何事宜落實具體決策。直至警方清場，都未能重建橫向式的決策機制。
【總結】
近年全球政治局勢動盪，不少佔領運動都打著直接民主的旗幟，很多政治理論家都推崇前瞻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認為佔領運動顯示的民主精神可以擴展出去整個社會，成為一種將來的政治制度。但事實上，我們不容樂觀，因為即使被人讚揚的「佔領華爾街」，其直接民主決策機制依然有嚴重的缺憾。香港佔領運動的決策問題亦不是個別運動發起者所產生的問題，而是在追求直接民主的世代下如何令決策機制有效運作的問題。這是每一個人都必須仔細思量，過份簡化問題或把問題推到某些人身上的話，只會令直接民主的步伐更加舉步為維艱。
原文刊在《學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