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兩星期前聽見了關於何韻詩的新聞，她表示不一定和寰亞娛樂續約，理由是若繼續參與政治活動，很有機會會對公司有所影響。乍聽之下，這是一個十分合理的決定，作為藝人若有太明顯的政治立場，工作很容易會減少，對公司收入甚至乎是同公司的其他藝人也會有負面影響。這個星期，我們又看見了SD Runner 在D7689之後表示運動品牌不涉及政治取態乃無可厚非1。可是，我們是否也應該細想一下，為什麼在香港，擁有政治立場會對生意有所影響？更甚者，為什麼每一個人都對此毫不懷疑地相信？
不容否認，如果你支持民主自由，在香港現今的情況下少不免要和政府甚至北京唱反調，而這種行為等同於將整個內地市場斷送，杜汶澤的經驗實在無需多加複述。但即使只專注在香港市場，我們也會看見不少對於政治噤若寒蟬的人。他們不一定是親建制親中央，有不少其實暗地裏對於民主自由十分嚮往，只是其政治意向往往只會藏於心底。究其原因，實不脫香港殖民地時代那種不問世事只追求經濟發展的心態，但中間也夾雜著對於政治所帶來負面影響的懼怕及隨之以來的潛意識的保守與疏離。
這種潛意識的影響所導致的政治被動性往往造成既來之則安之，亦即袋住先的論調。而其對於一個社會的影響往往是極其有效及深遠的，因為只需要給予一至兩個明顯例子，就可以在群眾之間製造恐懼，而這種情況其實和香港近年新聞自由的走向雷同。當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遇到襲擊，警方和建制派異口同聲表示只要真兇尚未落網，這就不能被證實與新聞自由有關。問題是，恰恰是當真相成疑之際更容易造成人心惶惶之象，既然無人能證實真相，反面解讀亦即是無人能否定劉進圖因報導新聞而被斬之可能。既然如此，作為新聞工作者自不然因這種白色恐怖而惶恐終日，比起明目張膽在制度上建立一新聞審查機構，此舉往往更加有效地令業界人士作出自我審查，而其他人緃使對此問題了解透徹，亦因無對象可以抗議而難以聚集民意。
同樣地，當自由表達政治意見會帶來生意上的損失甚至是失去工作的印象烙印在普遍港人心裏（例如大家都會記得為香港電視平反而被辭職的伍珮瑩），即使事實上並無此風險，人們也會因這種心底裏的恐懼而盡量選擇避免發聲，進而對於參與政治活動又或是輕如表達政治訴求也誠惶誠恐。面對著政府機器，作為弱勢的市民若不能團結則難以成功，更別提我們所要爭取的民主是建基於公民的積極參與上，只要市民因畏懼而選擇逃避，建立公民社會的可能性則微乎其微。
社會上總會有一小撮人走在最前線，甘願犧性自己的金錢和時間去爭取公義。作為一個普通市民緃使不能與之並肩，也可以向前踏一小步走出自己的comfort zone並擴大社會的接受程度。小之如筆者背包上的黃絲帶，也曾被家人囑咐要盡早除去而策萬全，但即使在這小事上堅持，一段時間後他們就會漸漸習慣這種政治表述的方式，而鄰居以至街上的路人也如是。同樣地如果僱員對於政治有所取態，只要不影響工作，僱主也會逐漸接受。也同樣地聽到過朋友分享說，剛離開遊行隊伍就聽到友人勸說要盡快除去真普選貼紙，避免被有心人騷擾。假如能有更多的人更平常地展示政治訴求，這種憂慮就會消失，同時亦能與其他同路人互相勉勵。
我們可以如常工作，但同時亦要把抗爭由偶然變得日常，由金銅旺帶到生活的工作的地方。總會有一天，當大部分人都對此有所醒覺，我們就會有一個足夠大的群體去創造各種各樣的需求，到時何韻詩不會擔心舉起雨傘會對公司生意有所影響，反之，更有可能是因此而進佔了另一部分的市場份額，甚至會有歌手純因商業決定而選擇高調表達政見以此作招徠。但這種可能性的實現要求我們首先勇敢地走出第一步。
二次大戰中有一段懸疑的歷史：納粹德國於迫害猶太人的開始階段曾經要求每一個居於德國境內的猶太人皆需於衣服當眼處佩帶一顆黃星，而同樣的制度也隨著軸心國的勢力擴大而蔓延到不同的歐洲地區。當這道命令到達丹麥的時候，識別卻失效了，因為當時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隨即掛上這名為大衛之星的黃星出席於各種重要場合，且這個行為立刻被其臣民跟從，這種被動的反抗加上隨後該國人民所提供的其他不同的保護，讓超過九成的丹麥籍猶太人於是次戰爭中倖免於難。配上黃星等於宣告自己與被迫害的猶太人密不可分，即使強大如當時的納粹德軍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法執行本來的命令；同樣地，只有每個人都敢於表述並捍衛我們表達政見的自由，我們才能更多地支援身在最前線的抗爭者。
Note:
1. SD Runners：D7689冷幽默，何罪之有？，立場新聞，1月27日，http://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sd-runners-d7689%E5%86%B7%E5%B9%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