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藝術與藝術家，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多也更直接的關注與介入社會的發展與建設的政策中。這現象在中國內地尤甚，甚至形成「大中國」的「政府藝術」潮流，並受到國際藝術界與藝術市場的吹捧。而在政治意識漸濃的香港，近年越來越多的藝術家──依然是極少數──也走出了「獨善其身」的工作室，積極以藝術創作的形式，關注社會上的種種問題，希望以藝術的開放思維，建設更自由、更美好的社會與家園。
最關鍵亦是最令人鼓舞的是，近年藝術界的小數人士終於覺醒到，正是藝術家自身缺乏參與政府制訂的文化政策，才使本土的文化生態形成了冰封三尺的沙漠，而且日漸惡化下去。藝術家個人，對如今這個惡劣的藝術生態，理應承擔起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個人的責任，卻一直被那些只顧著躲在工作室享受著創作自由的藝術家，無恥地忽視。時代已經改變，但一些藝術家依然遺留了古中國那些惡劣文人的傳統陋習──既然「官場」失意，就索性避世不問世事，自嗨於山水雪月。這種可恥的、不負責任的、無背脊的藝術家，應該為時代所唾棄。
人作為社會（群體）的動物，在享有自由與權利的同時，在基本上就抱有對於社會的個人責任與義務，這是不容置疑的。我相信，這就是藝術界人士如陳錦成、鍾小梅、盧偉力、吳美筠、鮑藹倫等人出選──出戰更為適當──藝發局的原因。在揭發與抗衡荒謬滑稽的藝發局選舉制度的同時，他們終於當選為藝發局民選委員。而外界或許並不知道，這些民選委員是沒有工資的，但工作量（指向這些有意入藝發局的藝術界民選委員）卻非量驚人，例如吳美筠老師表示，她在這一年間，為了開會準備的閱讀文件工作，就超過2000頁雙面印滿的A4紙。在藝術充權教室的《藝發局民選委員的想像》講座之中，吳老師表示，她不認為自己是做為義工，因為義工不是這樣的──義工並不需要「專業知識」──她認為這是自己的義務。這正正表現了藝術界人士對於自我個人負責與義務的踐行。
這些民選委員在講座上，表達了藝發局內部運作的種種荒謬程序。而令人最失望的現實，是盧偉力老師提到的，很多他們認為很有價值的文化建議，對於其他的──作為橡皮印章──的藝發局議員，他們並不在乎做與不做，也不在乎市民的文化權與利益，於是往往被拋棄或不了了之作結。相信大家都了解，這不過是政府文化政策的「陰謀陽謀」，這也是為什麼政府不願把藝術館等本港的文化機構，下放給民間經營。因為要完全地監控與操控本土藝術文化的發展，使藝術文化的發展合乎官方所提倡的政治正確的官方意識形態，才是政府制決文化政策的方向與目的。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最值得藝術界思考的方向，就是發展「民間力量」。就是讓藝術文化在城市／民間的內部成長。
而我質疑，藝術界的人士是否太過依賴於政府的資助政策。一味等待著、訴求著政府的派錢，正正切合政府意志的不懷好意，只會一直被政府拖著鼻子走。（當我聽到有民選委員提出「文化局」的構想，我更質疑民選委員會不會開始「貪戀官職」，為權力而忘記了初衷？）在這，我並不是說大家要放棄申請政府資助，卻相反，我很認同吳美筠老師說的，藝術界人士應該更加積極的遞表申請政治府資助，越多越好。因為這是我們應該得到的；再者，也可給藝發局產生壓力。
另一方面，我認為，藝術界人士在一邊開始進入藝發局（或日後可進佔更高職級的政府官職），是屬於所謂的「裡應外合」的「裡應」工作；但我們在野的藝術界同仁要怎麼「外合」呢？
除了最簡單也最直接的花些時間登記為藝發局的合資格「選民」並參與投票外。也不要以為投了票，就算盡了一勞永逸的義務，把責任／工作推給當選的委員。我們更要在「外合」方面做更多的工作。除了避免給藝發局／政府夾住走，反而要更積極地給藝發局／政府製造更多的壓力，甚至給（對文化政策一無所知的）立法會議員製造可以在立法會討論的藝術文化議題。這正正是我們要壯大的民間力量。
於是，我說出了我的想像──
為什麼我們不嘗試以民間的力量主動建立一個可以威壓到藝發局的民間「藝術機構」？以當今流行的民間募集資金的方式，找藝術文化界「有頭有臉有地位」的人士，擔任核心成員。例如，找尋1000個熱愛藝術文化的、願意資助的贊助人，每人每年一次性贊助一萬元，就能募集1000萬元。如此就可以成立一個民間的「藝術機構」。我相信，假如真的成立這樣可以積極主動推動香港藝術文化發展的民間權威的「藝術機構」，將會有大大超過1000個贊助人的數目。因為這樣的機構，長遠來看將會為香港的藝術文化製造更多的機遇，也就是說，除了喂養香港市民的藝術文化渴求，慰藉香港人的心靈，強大人們的精神意志，刺激大眾的批判意識與反思，也將會為香港的藝術家創造更多的機遇、更大的市場需求與更多的藝術工作職位。藝術家賺錢了，市民享受著藝術文化，相信有點遠見的人都會願意掏錢出來資助這樣的「藝術機構」。甚至，我們還可以因此把香港文化政策的決策主導權，握回民間的手裡。
盧偉力老師聽罷表示贊同，並認為應該坐言起行。這樣藝術界更為主動的方式，首先有助於把藝術家與藝術界同仁、與商營機構、與民間一同連線。吳美筠老師認為把藝術文化界的連線網絡，將可能使藝術界反「夾返」藝發局。
我相信，這樣由民間生長的由藝術界與社會各界的連線，將徹底地改變香港的文化藝術生態，也能促成霸權的政府在推行文化政策時產生結構性的變化。這才是香港藝術文化可能的未來。
問題是，我們要怎樣開始積極地促成這種改變呢？而藝術界同仁又有多少人願意站出來一同奮鬥？又有多少同仁依舊只會袖手旁觀地等待著享受藝術文化與自由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