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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熹

中大文化研究學生。文字愛好者。活在荒謬世界的人。 網誌

社運

回應「弘毅」:六四本土論的辯證

回應「弘毅」:六四本土論的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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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報導:【浸大編委訊】幹事會候選內閣:「保住香港」更重要,今年將不出席六四晚會

於二月五日晚,浸會大學候選幹事會內閣「弘毅」,在諮詢大會上指不會出席今年支聯會舉辦的六四周年晚會。候選外務副幹事長張崑陽進一步解釋,內閣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而比起「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保住香港」更加重要。筆者並不認同「弘毅」以及張崑陽對六四事件的演繹。六四事件(或說八九民運)並非一件發生於他者他地的歷史,而是一場具本土面向的香港人政治覺醒。本文並非只用於回應「弘毅」的言論,同時亦指出一種重新看待六四事件的方向。

首先,「弘毅」以及張崑陽的言論可歸納為兩種方向:其一,對支聯會舉辦六四晚會方式的不滿;其二,中港切割論。前者尚可理解,對支聯會舉辦晚會形式的不滿,近年都不絕於耳,更是來自四方八面,內容不外是對散播悲情的厭倦。筆者對此亦予以認同。後者而言,則常見於「本土派」的論調,主張以香港與中國的根本切割。然而,這一種「本土論」無視了八九年曾經發生於香港的本土歷史,包括百萬人大遊行、馬場集會,很多很多的政治覺醒隨著那一聲春雷而出現。若沿著歷史洪流而走,會發現這個不為人所記起的「原點」。

談到八九年,很多人只會記起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那一場夢魘,彷彿成為記憶的全部。「本土派」的中港切割論所源自的「恐共、反共」心態,很大機會亦同樣出於這個夢魘。然而,我們該記起的,並不是這些創傷的記憶。或說,我們總得從創傷中走出來,勇敢面對記憶。八九年,除了六四的血腥鎮壓,在香港上亦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政治覺醒——把香港從金錢掛帥帶到追求民主。那一年,超過一百萬人上街,佔人口的五分之一,成就出香港公民社會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那一年,從來與政治分得很開的馬場,舉辦了一場壯麗的集會,明星歌手紛紛支持。那一年,甚至連親中愛國者亦帶頭上街反對鎮壓。《文匯報》在5月22日的社論如此寫道:「1989年5月21日,是永誌香港史冊的光榮日子。一百萬港人,分別在香港和九龍舉行環城大遊行,並在馬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這是港人覺醒的重要標誌,是香港開埠以來空前規範模的壯舉,也是港人愛國大團結的表現……」。「愛國」、「團結」,身處現在的香港這些詞語都很反感。然而,現在的理解與當時而言是天壤之別,當時的愛國,時刻帶著強烈的民主精神。可見,八九年,也是一場香港人的全民運動。

若論及一個社群如何成為共同體,其經歷過的歷史與記憶佔著重要的地位。八九年對於香港人而言是一場怎樣的記憶?《絕食書》曾這樣寫道:「請你們別忘記,我們追求的絕對不是死亡。」,八九年的香港記憶,所追求的亦不是那一場無言以對的停止,而是一種精神的延續。六四晚會對於香港人而言,也不是一場悲情的追悼會。作為華人社會唯一一個地方能夠舉辦如此大型的六四記念集會,在只依賴民間自發相傳的傳遞方法下,把一段不正義的歷史記憶年復年地守護下去,足以說明了其所在於香港本土的意義。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告訴我們,承傳、延續才令死亡不會失去安全。八九年對於香港人而言就是一場這樣的記憶——千呼百應的醒覺,與對抗專權的未竟之志。如果把這一記憶切割、刪除,無疑是對於歷史的一種閹割。試想像,如果我們失去這段記憶,這個社群又會是怎樣走到現在?如果我們都失去「原點」,只會像突然失去陸地一樣,陷入虛無之中。從雨傘運動覺醒的共同體想像亦無法取代這一「原點」,畢竟香港人身份的創造亦源自每一段歷史。若「弘毅」認同八九年作為一段香港人的記憶,卻要求把這段記憶切割,恐怕只有精神分裂才能做到。

像我們這些九十後,從未見證八九年的發生,會產生疏遠的感覺並不奇怪。然而,我們當初又是憑藉什麼,第一次參與六四晚會?這個問題的答案,相信每個人都各有演繹。我們不必然要認同過去一輩的情感,亦可以反對支聯會的舉辦方式。筆者支持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做,然而,千萬不可以忘記八九六四。否則,多年來的風火傳遞,那段覺醒的歷史與記憶就顯得毫無意義了。這段說話,是給「弘毅」,是給浸大同學,也是給香港人。

(六四本土論源於《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社會》,陳景輝,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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