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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鍾樹根議員:香港電影人拍本土電影才是唯一出路(文: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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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鍾樹根議員:香港電影人拍本土電影才是唯一出路(文: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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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庸生

原文刊於:
https://www.facebook.com/hkfilmcritic

鍾樹根議員「香港電影唔拍合拍片就冇出路」之言論,這個論點是不成立的,事實上「香港電影拍合拍片才走向死路」,皆因合拍片並不是香港電影,如根據鍾樹根「香港電影要拍合拍片」的邏輯,香港電影是在自殺、自毀。

「香港電影拍合拍片」是矛盾的概念,因為香港電影就是香港電影,合拍片就是合拍片,某電影屬「合拍片」的話,它已不算是「香港電影」。這不是「捉字蝨」的反駁,皆因合拍片要迎合大陸的各樣限制,這些限制與香港電影的核心價值(創意無限、靈活多變)相違背,加上合拍片的主要市場是中國內地,合拍片的題材、類形大多迎合內地觀眾,根本無需關心香港觀眾喜歡與否、香港觀眾會否進場買票,事實上片商亦不會介意其合拍片於香港票房零收入,那「合拍片」又何來稱得上是「香港電影」?

假如鍾樹根的論點是「香港電影人唔拍合拍片就冇出路」,這說法才不算矛盾,但卻非事實。鍾樹根指現時在大陸龐大的市場下輕易便能賺過億票房,香港電影單靠本地的微小市場是不能生存。鍾樹根指在大陸市場賺過億票房是輕而易舉,這點是無容置疑的,但正正這原因,電影人根本無需創意,只要出錢請到一班大明星,影片含大量爆炸、動作場面、笑位,還有拍成3D,再起一個好名,影片便能在大陸賺過盤滿缽滿,這種情況下大部份香港電影人的創意將步向貽盡之路,天才周星馳的《西遊降魔篇》便是最佳例證。

香港電影人北上拍合拍片並非由於沒有出路,是由於他們自己放棄拍本土電影,是他們自己被大陸龐大的市場所迷住,是他們自己決定出賣自己的創意和尊嚴以迎合大陸觀眾普遍的劣質品味去拍電影。他們拍的不是電影而是商品、而他們已非電影人而是商人。

香港電影人單靠香港市場,「不能生存」是大話,「賺得不夠多」才是真話。如拍電影是為賺錢,一心將「電影」視作「商品」,香港電影人大可以完全放棄拍本土電影,一心當個如王晶之流的廢物便行。

鍾樹根指香港過往電影工業之所以輝煌,由於港產片能外銷至東南亞、台灣和韓國等地。鍾樹根忽略了重要的一點,以往港產片能外銷至亞洲各地的基本因素,是由於電影有質素。港產片的自由和靈活多變一直是電影創意和活力十足的主因,放棄合拍片無疑是放棄輕易賺大錢的機會,但換來的卻是自由度,自由度是電影質素的起源。電影有質素的話,根本無懼不能賣錢。

放棄合拍片而拍純港產片的預算必然大大減少,但資金不足與電影質素的高低無直接關係。《鎗火》是杜琪峯的電影中資金最短缺的情況下拍攝的作品,卻是不少影評人和影迷心目中杜Sir的最佳作品,杜Sir亦不諱言在有限製作時間的壓力下反而將源源不絕的創意逼出來。許鞍華只憑百多萬的預算,便拍出港產片的近代經典《天水圍的日與夜》。張經緯用九萬元便拍成的獨立電影《音樂人生》,甚至是筆者心目中國際影壇近年的難得佳作。預算少反而令創作者更專注於電影本身,投資過億的電影反而容易令創作者迷失,胡亂賣弄特效和大場面,令電影淪為低俗品味的商品。

近年由於中港矛盾每況愈深,大眾特別是年輕人對於「本土」一詞有或多或少的迷戀是鐵一般的事實。《紅Van》單靠本地市場也收二千多萬票房,反映打著本土旗號、以本地取景、以香港演員擔正、藉著本地熱潮(高登的人氣小說)所開拍的電影不止可生存,更可賺到千萬收益。電影的質素無疑是惡劣,上映後更是劣評如潮,但電影的票房卻節節上升,反而印證本土電影的超凡魅力。

筆者早前撰文怒斥業界於金像獎「盲撐」《紅Van》,損害金像獎公信力,受「寵愛」的本土電影亦可能因而不思進取,但無可否認業界的動機是正面的。除了金像獎外,集合一眾有識之仕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亦給予《紅Van》最佳電影大獎,力捧《紅Van》是一個革命,一個維護本土電影的革命。

單論票房,近年的《紅Van》和《狂舞派》證明本土電影仍有出路,期望真正愛電影的香港電影人能堅持拍攝本土電影延續香港電影的壽命,並期待某一天,一部如《無間道》般能邁向國際的本土電影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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