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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點為韓信辯護?

司馬遷點為韓信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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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各篇除了敘述史事,在篇末亦會以「太史公曰」開首,加插論贊,作為司馬遷個人對有關史事的評價。當司馬遷要評價現代當敏感的政治人物時,為免犯忌諱批逆麟而獲罪,難免不能隨意用直筆加以褒貶,需要用曲筆,曲折地表達其對史事之論斷。杜預〈春秋左氏傳序〉中指春秋筆法中有所謂「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之法,司馬遷在〈匈奴列傳〉的「太史公曰」中稱:「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和身處「定哀之際」的孔子相同,身處漢武之世的司馬遷《史記》對「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之法亦有所發明。

韓信是漢朝的開國功臣,在項羽未滅時,劉邦曾封韓信為齊王;至漢五年時,劉邦則遷韓信為楚王;漢六年時,劉邦因有人上書告韓信謀反,用陳平計縛韓信,及後赦韓信罪,降為淮陰侯;後來,又聞韓信欲反,借呂后之手,斬殺韓信於長樂宮。韓信謀反,實為千古疑案,當中疑點重重,令人不得不質疑劉邦誅韓信真的是如韓信所言,是「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梁玉繩《史記志疑》更直指:「信死之冤矣!前賢皆力辨其無反狀。大抵出於告變者之誣詞,及呂后及相國致之耳。」然而,在漢之世,司馬遷若明刀明槍的在《史記》為韓信翻案,相信極大可能觸犯忌諱,人書俱亡。故此,若司馬遷要就此史事作出公允的評斷,在其論贊中就難免要用「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之法。

在〈淮陰侯列傳〉的「太史公曰」中,司馬遷如此評價韓信:「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表面上,司馬遷是指責韓信不知謙讓,伐己功,矜其能,並指他在天下安定之時謀反,被夷滅宗族是理所當然。但是,若果我們細心思考,就會感到韓信在天下大亂,手握兵權,「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之時仍覺「漢王遇我甚厚」,仍「猶豫不忍倍漢」,但卻竟然在天下已安定,手中已無兵權之時謀反,實不合情理。誠如金鍚齡〈讀史記淮陰侯傳論〉所言:「太史公所為論贊,敘其叛逆事蹟,語多微辭。」司馬遷強調韓信「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實際上以曲筆寫此說法之不合理,而「夷滅宗族,不亦宜乎」的評價,大概亦不是由衷之言了。

司馬遷認為自己未能「就極刑而無慍色」,認為自己「苟合取容」,為了保存性命而身受宮刑,痛苦一生。可是,他的「苟合取容」卻是極有意義、極有價值的。若果司馬遷草創未就而身死,其「文采不表於後」,這將會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巨大的損失。在自由的空氣中秉筆直書者,固然可敬。然而在種種限制困難中扭盡六壬,為要探討歷史發展之規律,提出自己的理想及主張者,更是可堪佩服。司馬遷之偉大,正在於此。

原刊於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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