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找來了一群所謂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展開其市場改革，以求振興經濟。其後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拉丁美洲所有國家一直奉行的「進口代替工業化模式」（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之流弊紛紛湧現：政府以高進口稅保護本地工業，導致低效率及資源錯配，政府干涉也造就貪污機會及尋租活動（rent-seeking activities）。其後更出現超級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人民飽受煎熬。一九八二年八月，墨西哥政府宣布違約（default），無法償還外債，整個拉丁美洲陷入經濟危機，各國政府因而轉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市場改革。
市場改革之謎：何來支持？
所謂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一般的政策包括：財政紀律（減少赤字）、稅務改革（擴闊稅基）、私有化（privatization）、市場自由化（market liberalization）、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放寬管制（deregulation）等等。簡單而言，就是開放市場，減少國家干預，由Adam Smith所謂的無形之手市場機制去調節經濟（一切？）活動。後來此等政策及改革方向在九十年代慢慢形成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雄霸一時，直到二〇〇八年的金融海嘯。
要推行市場改革，最大的難題就是難以爭取支持。開放市場，必然對原來的既得利益者造成衝擊，例如本來獲得國家津貼的製造業必會面臨競爭。而本來的食利者（rent seeker）也會受害。而更重要的是，市場改革對一般人民的打擊最大。支持者相信，市場改革乃以短期痛楚換取長遠得益（short-term pain for long-term gain），因此措施不會得到人民支持。尤其在民主制度中，政客要顧及選舉，難以推行如此政策。所有要改革，必須由一群與民眾隔絕的技術官僚（insulated technocrats）推行。
不少左翼朋友會批評，當時的改革乃是美國主導的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如世界貨幣基金（IMF）強加在拉丁美洲國家身上，以求自肥的帝國主義政策。此說確實有根據，但卻非現實之全部。
在拉丁美洲，市場改革不但是在某程度的民主體制中推行，而且確實也獲得不少民眾支持，並非完全由外國勢力強加在本土身上。究竟為何會如此？
分配式聯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之建立
的確，在國家大力干涉市場的制度中，不少人可以從中渾水摸魚、尋租獲利，然而這不代表開放了市場，尋租者就會消失。在新的制度下，就會出現新的尋租者。
拉丁美洲的政治傳統，一直都是利益團體、工會及政黨等互相競爭，以利益換取支持（clientelism），而國家政府也是此等團體爭逐的場地。政府推行市場改革，利益團體可以透過與政府共謀，爭取推行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而政府也靠此模式得到支持。例如推行私有化，會把國有企業及銀行售賣給本身擁有較高市場佔有率的公司、財團，也包括跨國企業。而放寬金融管制，則對擁有大量流動資產的大資本家有利。
此外，工會及商會也會從中得益，從而支持政府。而工會可以動員群眾，令政策得到群眾基礎。例如在阿根廷，大部分工會其實都是貝隆黨（Peronists）所壟斷控制。當貝隆黨的總統Carlos Menem上台後，公開與大財團聯手，推動私有化。Menem以增加各省的自治權，換取省總督支持改革，同時容許工會領袖購入新私有化公司的股份，令他等成為改革的得益者。在墨西哥，情況類近，例如電訊業私有化令大財團得益。此等舊式政治（old politics），為新式經濟（new economics）帶來支持。
因此，與其說是美國強加改革政策，倒不如說是本土官商工勾結，或官商工共謀，促成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
人民但求改變
但說只有財團、工會支持改革，也是以偏概全。例如在八十年代，有近六成阿根廷人對私有化持正面看法。為何會如此呢？
政治學者O’Donnell曾經形容拉丁美洲當時的民主制度，為「委任式民主制」（delegative democracy）。所謂委任式民主，即在此制度（或狀況）中，任何人只要當選為政府領袖，就可以隨其認為正確之方向施政。人民所選的，是人，不是政綱。只要上了台，就不需要理會任何選舉承諾。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秘魯總統藤森（Alberto Fujimori）。藤森一九八九年參選時，以反對新自由主義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為政綱，當選後卻迅速推行震盪政策，人稱Fujishock，而民間反對聲音卻不熱烈。阿根廷Menem參選時，其口號也展現了此政治風氣：「跟隨我，我不會令你失望！」。
除此之外，ISI失誤導致的經濟動盪，確實令人民非常困苦。其中以超級通脹（hyperinflation）所造成的禍害最直接。因此，只要有政策能減低通脹，無論是否開放市場，都能即時減輕人民痛苦，而獲得支持。例如在墨西哥，人民對革命的動亂仍然記憶猶新，所以當經濟危機出現時，大部分人支持政府穩定局勢，不願再度經歷動盪。
小結
拉丁美洲市場改革，確實短期內減輕了通脹，同時帶來了經濟增長，但其實長遠而言，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並無改進。貧富懸殊加劇，基層生活未見絲毫改善。經濟增長，人民埋單，社會比以前更不公。因此，有學者指出，與其說是以短期痛楚換長期得益，倒不如說是以短期得益換長期痛楚：短期內減低通脹，長期造成嚴重不公。而此等狀況不斷持續至九十年代後期，導致左翼政治興起。這是後話，有機會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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