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希臘人找來一位仁慈的長者為雅典城邦制訂法律，他名叫梭倫，而他制訂的那部法律體現了希臘人以「制約」為美的精神價值。房龍（Van Loon）的《人類的故事》中，作者對梭倫的改革有以下的評價：
最重要的是，梭倫促使每一位自由人，哪怕只是普通的老百姓，都不得不對城邦公共事務產生直接的關切之心，認為那是一些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事。他們再也不能待在家裡，然後說：「啊，太忙了，不去了。」或者「啊，外頭下雨了，我還是別出門比較好。」……但是，這套制度教給希臘人民的是一種獨立的精神，讓他們知道只有倚靠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而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梭倫之後的九千年當然不是現在，那是人類更遙遠的未來；我故意錯置了柏拉圖《對話錄》中的一句話──「梭倫的九千年前」，曾經有一個名叫阿特蘭提斯的帝國。阿特蘭提斯是現代人一度為之神往的失落文明，我卻認為這是柏拉圖對心中的理想國一種虛構的呈現。九千年前，九千年後，人類的文明昇華，也有沉淪。無論如何，歲月之輪就是死命地往前推，我們作為人，所謂生而自由的人，在梭倫幾千年後，有沒有長足的進步？
回到香港，這個自雨傘革命後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的城市，我們面對的敵人如此的強大，李怡先生的引言言猶在耳：「強權不能代替真理，但真理有時會敗給強權」，箇中勝敗的關鍵說到底，在於我們自己身上。人是多麼奇妙的生物，思想上的懶惰使我們往往甘於接受強權的統治，即使明知走的是歪路，我們會搬出不同的藉口去合理化，甚至是攻擊擁有正確識見的人。歷史告訴我們群眾的行為未必一定正確，羅馬人放棄民主政制只因為奧古斯丁賜予他們四十年太平；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德軍行徑瘋狂，只因為背後有大批德國人作沉默的幫凶。與其說他們道德淪喪，倒不如說他們自願放棄獨立的精神，甘心任由強權擺布。
香港人一直都不值得擁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與自由，因為我們未曾爭取過自由與自主（民主只是體制，自由與自主是價值上的追求），面對今天的局面，咎由自取。香港人引以為傲的自由空氣，以前是透過與宗主國「井水不犯河水」換取得來，而且還常被限制，只是英國人尚算講道理。九七之後，中國拋出「五十年不變」，呼籲大家不必害怕，「馬照跑，舞照跳」，今天看來，我只覺得那是恥辱，自由自由，別人賜予的自由算得上是自由嗎？當時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香港人，居然都一致取得共識：即止於此，足矣。香港人一直以經濟動物自豪，以世界仔自居，上一代人的愚昧不代表今天年青人的醒覺。沒有人會質疑五十年不變背後的可怕真相──別人賜予的，別人自然可以收回來──更何況中共根本不打算給你真正的自主和自由。
其實，從以前有線披露的中共密件所云的對港「白蟻政策」還是普遍人民認知的「溫水煮蛙」，不約而同地宣告中共治港方針從來未變，那就是哄你上床再慢慢除衫。黃子華於《跟住去邊度》有一名言：阿媽標仔參，邊個畀贖金？是的，沒有人會救香港人，英國人不會，美國人不會，北韓人更加不會。九七回歸之後，有人犬儒處世，有人急速轉馱，那是上一代人對五十年不變的回應「袋住先」，恰若梁特政府拋出來的毒藥；既然遲早都失去，何不今朝有酒今朝醉？之後的事，奉「世界仔教條」即能自保。
現在，香港的政治光譜史無前例地寬廣，左右論爭越演越烈，足見我們對政治的投入與關注，比以前的香港人濃重了許多。有時我內省自身，發現自己不左不右，最要命是亦不中間，我面對靠邊站的問題，思考良久。政治的意識形態重要還是如何為人重要？這應該不是對立的問題而是先後的問題，打贏一場戰爭，需要的是手段而非理念，然而我認為理念本身比手段更重要，否則憑甚麼來服眾？我們不也經常大聲疾呼某些人為「政棍」嗎？失卻理念驅使的任何手段必定容易流於邪惡，或成為強權的幫凶。對香港政治的思考，我更願意回歸人的本身，如何成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貫徹獨立的精神，是終生的命題。我不反對任何形式的抗爭，因為人們在選擇中體驗僅有的自由和自主，只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革命可成。
自由和自主是香港人從來沒真正擁有過的價值，如今要靠我們爭取了。梭倫的苦心你們理解嗎？獨立的精神才是指引革命成功的路向，以今日香港的局面，我們已經沒有任何藉口逃避對公共事務的關切，請記住史學家陳寅恪光照一生的格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使面對強權種種壓迫，我們不能失去這最重要的，靈魂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