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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

台灣評論家、前《號外》雜誌總編輯 網誌

國際

Victor Jara──革命不能沒有歌曲!

Victor Jara──革命不能沒有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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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軍事政變,總統府被炸毀,社會主義派的總統阿葉德死在裡面。政變的軍隊逮捕並殺害了數千人,其中一人是智利最重要的民謠歌手,Victor Jara

Jara於1935年生於智利農村,父親是佃農,母親是農民兼歌手,經常在農村的婚禮或慶典上演唱。

少年時的Jara熱愛傳統歌謠,深受智利民歌之母Violeta Parra和詩人聶魯達影響,也在學校中學習劇場。不論是為了他的戲劇或音樂,他都經常到鄉間去蒐集農民歌曲、向他們他們學習。

到了1960年代,他開始在聖地牙哥的咖啡廳演出,並逐漸被視為最有才華的新一代民謠歌手。

1964年,Jara認識了阿葉德,左翼政黨「人民陣線」(Popular Unity)的領導人,他在此前競選過兩次總統但都失敗。在那年的總統選舉中,阿葉德和Jara及其音樂人合作,希望透過音樂去傳播進步意識,卻再次敗給一個右派和中間派聯合推出的候選人。

此後,Jara日益成為左翼反對運動和「Nueva Canción(新歌謠)」運動中最閃亮的歌手。這個新音樂運動強調文化主體性,並且具有政治和社會批判性,在南美的許多國家都蔓延開來。在智利,藝術家、作家、知識份子和音樂人聚集在以Violeta Parra的兩個兒女設立的一間小屋,作為左翼政治和新文化運動的基地。

那也是整個南美陷入威權統治的時代。在巴西,在軍事政府在1964年上台,阿根廷在1966年發生軍事政變,而烏拉圭政府在1968年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這些地方都有新音樂運動,而音樂人也都遭到打壓──最重要的例子是1968年的巴西,當地的熱帶主義(Tropicalism)文化運動正興盛,但領頭的兩個音樂人Gilberto Gil和Caetano Veloso卻在次年被逮捕。

Jara的歌曲一直都是為底層工人和農民而唱,如《Canción del minero》(Miner’s Song),《Plegaría a un labrador》(Prayer to a Labourer)。60年代中期後,他的歌曲也越來越政治:1967年,他寫了一首歌給正在玻利維亞進行革命的格瓦拉──幾個月後他就被CIA殺害;在歌曲《Movil Oil Special》中,他批評美國石油公司Mobil,並把群眾示威聲音放入歌中。1969年,智利武裝警察驅離被貧窮農民佔領的郊區Puerto Montt,放火燒了他們的房子並用槍殺了8人。4天之後,Jara參加一場抗議活動,發表歌曲《Questions about Puerto Montt》。這首歌更奠定他成為左翼的文化英雄,但也遭到更多右翼媒體攻擊,甚至在演唱會上被丟擲石塊。

他說,「一個音樂人是和一個游擊隊同樣危險的,因為他有巨大的溝通力量。」

他更批評同時代的那些美國抗議歌手太商業化、太偶像化。他說,「抗議歌曲」這個概念已經沒有意義,並且經常被誤用。他更願意說,「革命歌曲」。

1970年,阿葉德第4次競選總統,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大力支助反對阿葉德的右翼勢力。當時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說,「我看不出來為何我們要在一旁看著智利由於他們人民的不負責任,而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Jara再度為阿葉德助選,並寫下競選主題曲「我們會勝利」。投票日那天,上百萬人在街頭合唱這首歌。他們果然終於贏了選舉。

就在阿葉德的當選演說時,現場高掛著一個布條上面寫著:「沒有歌曲,就不會有革命。」

但智利的右翼勢力和美國都無法接受一個阿葉德當遠這個事實,因為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民選出的社會主義政府,將對其他國家造成深遠影響。於是,資本家們關閉工廠撤資,讓股市大跌,右翼媒體誇大阿葉德的左翼政策對經濟造成的傷害,美國則大量減少外援。他們要讓阿葉德政府難以繼續下去。

阿葉德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中。到了72年底,卡車工人在老闆們的指示下進行大規模罷工,智利出現糧食短缺危機。

Jara不斷寫歌擁護新時代的到來,批評富人、為農民說話。在這一年的聖誕夜,Jara告訴他的太太:下一年會是關鍵的一年。我不知道下一個聖誕節,我們會在哪。

他的預感是對的,雖然他絕對不會想到,他見不到下一個聖誕夜。

1973年春天,智利舉行國會選舉,Jara四處演唱、演講助選,左翼的人民陣線黨取得勝利的4成選票,但智利的動盪依舊。右派不斷上街遊行,甚至公開宣揚採取暴力行動。

軍隊也發生分裂,部分人盛傳謠言阿葉德有一個「Z計畫」,會暗殺不聽話的高層將領。6月,軍方部分勢力發動政變,但被支持憲政的最高將領普拉茲(Pratz)將軍阻止;7月,一個遵守憲政的高級海軍將領被暗殺;8月,普拉茲將軍深被迫辭職,取代他的是一個表面上遵守憲政,但其實痛恨共產主義的人: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

面對這個極為不利的情勢,阿葉德在9月11那天發表告別演說,表達他對智利的愛,並且說,「歷史是屬於我們的,因為歷史是由人民所創造的」。

那天,Jara和妻子在家裡透過廣播聽阿葉德發表告別演說,但廣播突然停了,所有政府的電台都停止廣播,只播出軍歌。Jara決定出門去他工作的大學了解情況。

事實上,皮諾契將軍發動了政變,派出兩台戰鬥機轟炸總統府,直升機對下掃射,阿葉德最後在總統府舉槍自盡。接著,軍人四處逮捕阿葉德的支持者,並實施宵禁。Jara打電話給太太,說他今晚留在學校,回不了家。

在那個槍聲四起的恐怖之夜,Jara在學校用歌聲安撫學生。次日早上,軍隊逮捕了他們,把他們帶到Estadio Chile(智利體育館)──幾年前,他們曾在這裡舉辦新民謠音樂節。Jara和其他約5000名囚犯在被毆打、虐待,甚至不時有人被槍殺。

在這種絕望氣氛下,Jara偷偷將他看到的情況寫成歌詞,當他要被帶走時,他把歌詞交給另一名囚犯,其他囚犯也默記下歌詞,以免紙張被發現銷燬。

Jara被帶到體育館中央。軍人打殘他的手,說,你這渾球繼續唱歌。

帶著滴血的雙手和傷痕累累的身體,Jara仍試圖唱出歌來。但很快地,他就被開槍處死。

到那年年底,約有1500人因為這場政變被殺害。新歌謠運動的專輯被燒毀、被電台禁播,其他在海外的音樂遭到流亡。智利展開惡名昭彰的右翼獨裁統治,實施新自由主義,貧富不均更為惡化。

Jara最後在被囚禁狀態下寫的歌詞《Estadio Chile》最終由獄友帶出來了。次年在美國抗議歌手Phil Ochs組織的演唱會上,Pete Seeger把這首詞翻成英文,配上他的斑鳩琴,緩緩地吟誦著這首死亡之詩。

在這首詩中,Jara訴說著這5000人在體育館監獄中的情況,強調阿葉德的鮮血具有比炸彈、比機關槍更強大的力量,在最後更說,他們所堅信的信念,正在發芽成長。

是的,歌曲確實有革命的力量。正如Jara在他生前最後一首歌《Manifesto》所唱:

我的吉他不是為殺人者而存在
不是為了貪婪的金錢和權力
而是為了勞動者
所以我們才能有燦爛的未來
一首歌具有意義
當它具有強大的脈動
當它的歌唱者會至死不渝

獨裁者可以殺死一個歌手,卻殺不死他的歌曲中在人們心中種下的信念,愛與正義的信念。

原文刊在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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