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泰國移工工會主席阿釘在2015-2-15城市論壇中發言)
幾乎每星期的城市論壇都是混亂一片，剛過去的星期日，題目是討論印傭Erwiana受虐案件是否個別事件。即使早已準備道理難於辯明，都不免被一群精神幾近崩潰的僱主團體，以含有性意味的侮辱和攻擊，至於在公眾場合上大失儀態。
為了平息波動的情緒，回到理性並具尊重的討論，文字書寫是有效方法。
我自覺身份有點尷尬。因為姪兒出生，哥嫂寄託，曾短暫與照顧嬰兒的外傭共住數年；工作於勞工團體，負責家務工的組織工作，使我經常接觸外傭工會領袖（而我主要「侍候」對象是看似被外傭搶飯碗、卻又實際上以姊妹相稱的本地家務工領袖）；身處「適婚的年齡」，朋友中不乏掙扎於孩子和高收入工作、不得不將寶貝假手於外傭。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因為經常與基層婦女為伍，深深感受到家庭是女人一輩子的擔子。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的香港，家務勞動依然是女人的千斤擔。只有從一些女人身上轉移到另一些女人身上，從來沒有消失。有人說女性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副產品，女人的經濟、政治解放，為資本家帶來大量勞動力，負擔得起的女人為了從事有酬勞動，不管是為實現自我還是賺更多錢，將家務勞動外判給社會地位、經濟資本更低的女人。而負擔不起的女人，要不就做一個雙職女人，一邊做零散工一邊照顧家庭，要不放棄工作全職從事家務勞動，被社會視為「無生產力的人」。而家務勞動仿彿隱形。
全球化帶來的從來不是更平坦的世界，只有將階級壓逼拓展到跨國層面，在南亞國家，又何嘗不是付得起中介費（又或者借貸）的女人得到出國的機會，而有些情況，她們也會聘請不能出國的女人照顧自己的家庭。雖然家務勞動一直在轉移，無論在女性及階級的層面看來，卻從來沒有解放過，只有形式上更複雜的連鎖效應。
台灣研究移民家務工的學者藍佩嘉，有一篇學術論文叫做「女人何苦為難女人」，家傭的出現如何重塑女主人在家庭中的各種角色，而女主人與傭工之間又不免有女性地位的角力。外傭中因為與僱主孩子關係親密而遭女主人解僱的故事並不罕見，與僱主團體經常散佈的那種外傭虐兒虐老煲經血的傳說並列，正是好又鬧唔好又鬧。移民家務工，同是基層／婦女／勞工／異鄉人，把她們塑造成受害者其實也是無意思的，工會更多說的是「充權」，能力建設，理想其實是結集她們的力量，排除先天的劣勢，讓她們可以與僱主、政府平等對話。
「奴隸主與奴隸」以外的關係
這是我家裡的外傭故事。
媽媽最近說，曾照顧顧姪兒多年，深得全家歡心的印傭A回到香港工作。
A來時，姪兒才一歲，嫂子畢業至今在一家大企業工作，非常穩定，福利豐厚，一心打算一直工作到退休，為了方便照顧孩子，寄託在祖母即我媽媽的家，媽媽當時雖已屆六十，但不願意全職湊孫，寧願工作以保頭腦活絡。（而辭工湊仔從來不是男性的考慮，我無意怪罪爸爸和哥哥。）
A工作盡責，非常疼錫我的姪兒，雖然只有小學學歷，但懂得閱讀英文，教曉姪兒講流利英語，唱歌跳舞講故事，她是姪兒成長中最好的朋友，也是家中惟一一個讀對她名字的人。她放假喜歡到深水埗，常常在地攤買玩具送姪兒，其中一件是一個塑膠音樂盒，俗豔的桃紅彩藍，按鍵小娃娃會轉圈，播Aqua多年前一首好吵的歌，姪兒會聞歌起舞。又會給我們寫聖誕卡，用蹩腳的英文祝我們全家平安。我媽媽為人仗義又感情豐富，有幾次發現A躲着哭，知道A想念故鄉兩個小孩，有時候會買衣服和玩具，讓A寄回去，她回鄉時給她幾千元帶回家，但她返鄉回來卻哭得更厲害，她丈夫把她寄回去的錢都亂花，也沒有好好照顧孩子。自己在海照顧別人的孩子，教得乖巧伶俐，親生骨肉七八歲滿口爛牙，又不學習，最令她傷心是不認得媽媽。
再過一年，她辭工回鄉，先與丈夫離婚，一邊照顧孩子，一邊擺攤賣小食，日子過得潦倒，不得不短訊我媽媽問她要錢。起初幾次，我媽跟我商量，我說你助養兒童都幾百塊呀，何況這是認識的人。後來要錢的次數多了，而聯絡又生疏，媽媽怕那些短訊不是A本人發的，後來沒有再回覆她。
我有時問日漸長大的姪兒，我們去印尼探A姐姐好不好。後來換「姐姐」的次數多了，姪兒開始忘記A曾經存在。我們經歷過「撞邪」發燒自己辭職的，也有借大耳窿買手機，電話打來嚇得孩子半死的，也有工作妥貼賺夠結婚衣錦還鄉的。我聽媽媽說A回港工作，因為A的孩子們讀書開始專注，她就請母親照顧孩子，自己來港專心賺錢。我問姪兒還記得A姐姐嗎？他說，不記得了，補一個爛漫的笑容。
我覺得這種無情很可怕，這不是我們希望孩子所擁有的品質，但成長的遺忘始終不能怪責。情感勞動扭曲了情感本身的價值，家傭這種古老職業，照顧工作要求工人動用內在的情操去對待客人一方，金錢又使真情真意變得有代價，失卻了原本不能用物質衡量的意義。
有時候，個人本着良心盡力做好，不代表可以動到制度不義的分毫，也不代表悲劇不會發生在個人身上。
外傭僱主要的公義是什麼
如果我們繼續把自己所遇上的問題看成是個人問題，而不去反省根深柢固的社會制度，並無助於防止悲劇一再發生，只有當我們開始反省並與相同的人聯成群體，願意與其他人尋求共識，才有可能擁有一個更公義的世界。因為抱有這種想法，近年僱主團體在右翼民粹黨派輔助下日益蓬勃，更令人覺得可悲，亦不見得在伸張普通外傭僱主想要的公義。
我是一個精神狀態很脆弱的人，難以忘記論壇後那些舉起小女童染血內褲照片在我面前晃個不停的那些嘴臉，並真心相信這些僱主的憤怒在查明事情屬實後是絕對出師有名。但她們使用的言語和講的結論是我無法苟同。先將她們說希望我陰道同樣被插的詛咒置於一旁（不管我想起來依然多麼咬牙切齒），她們的邏輯是：「你們工會」協助這個涉案外傭，工會就是魔鬼。
工會協助只為讓工人得到程序上的公義，本質上無法讓假如真的犯了罪的外傭逃之夭夭或繩之於法，法律本身不一定能伸張公義，但程序上，每人都有權得到申訴的機會，不因他的身份、種族、性別等等，受虐外傭如是，犯案的外傭如是，僱主亦同樣。只是一個無錢無權的異鄉人，她們可以到哪裡求助？中介和本國領事館不一定放棄既有利益而協助工人，政府在制度上的缺失並不能讓外傭容易接觸，工會的必須存在是確保傭工得到支援，正如僱主群體亦開始組織起來，找處境相似的人結成群體，這是人的自然傾向。
外傭僱主要尋求的公義是什麼？社會學學者趙永佳講過，依賴外傭服務的家庭眾多，倚賴外傭服務的家庭亦不限於中高收入家庭，這些家庭聘請外傭大部份都是為了照顧家中心肝命椗的孩子和老人。平時工作同樣被長工時所害，又要將心中塊肉交陌生人手上，做外傭僱主並不容易。
香港政府資助的護老服務不是我熟悉的範疇，但安老院舍人手不足是時有聽聞，有些家庭不放心，會另請幫傭在旁照顧家中長者。至於託兒服務，為0-2歲幼兒提供的獨立幼兒中心加上部份幼稚園額外的幼兒託管服務，全港名額合共不足1,400個，時間極之不便，大部份是半日制。香港託兒護老服務無論名額及質素都嚴重不足，而香港打工仔女工時長，缺乏家庭友善勞工政策，加重雙職家長負擔，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兒童和長者這個想像幾近不可能。而外傭質素缺乏監管，那些收取昂貴「培訓費」的中介公司只中飽私囊，而不着重僱主「消費者」權益，有事只會遁逃。對香港有託兒護老需要的家庭來說，在各種各樣社會制度、政策的不公不義之下，僱主團體竟然去怪責工人組織工會？除了是欺善怕惡，還有什麼？
移民家務工來自另一個文化、另一個種族，融入香港始終不是易事。我更擔心是有人利用她們與香港人的一些簡單誤解，放大成為對一整個族群的仇恨。
將問題訴諸於仇恨解決，可能源於無知，又可能是恐懼，我已不想再廢柴浪漫主義地問恐懼和仇恨為什麼成為人行動的推動力。對於僱主團體的僱主，我在冷靜過後明白怪罪個人是毫無意思的，家務工僱主多數既是工人，也是僱主。至於那些黨派在組織外傭僱主的同時，與外傭中介公司、甚至借貸公司，都勾連在一起時，這才是更大更可怕的共謀關係。
我有一個朋友，中學老師，一直想辭工照顧兩個兒子，但為減輕丈夫拼搏的壓力，只好聘請外傭自己工作，已聘請過好幾位，頭一位姐姐做得很好，關係也好，就是家庭要她回去，此後她就常常煩惱請人原來那麼難。去年生下第二胎後，常常呻姐姐無心照顧孩子，最近看到外傭搖晃手抱孩子，她發了瘋吵鬧，又過了幾天，她所僱的外傭自己辭職，朋友在whatsapp群組恭喜她不再提心吊膽，她說，自問對人不差，以前的外傭姐姐都開開心心和平相處，但她只是不喜歡這個對她兒子不好的外傭，而不是說所有外傭都是這樣的。這些簡單卻又理智的人，在這個紛亂的世道，畢竟還是多數吧。
最後
長文不是容易看。我也沒有把它寫得容易看。
上個星期，國際家務工聯會(IDWF)代表來港開會，拜會在港工作的泰傭阿釘和她照顧的婆婆，婆婆的兒子，即阿釘的僱主。席間有朋友邀請阿釘僱主說幾句，錄音放網上為家務工打氣。阿釘僱主是個忠厚的叔叔，身穿西裝恤了髮，世界各地的外賓都來到新蒲崗一楝唐樓單位裡，顯然太擠，阿釘僱主用頗為好聽的英文說，家務工的工作很重要，你們減輕很多家庭的負擔，我非常尊重你們的工作，希望你們也覺得自己很重要，得到應有的尊重。
簡單的說話，包含的感激和尊重，不卑不亢，使我很感動。
沒有一種公義是只讓某些人享有特權，爭取公義的人也不一定要壓倒另一邊的人，個人想要的尊重和公平，推而廣之成為制度，才可能解決社會問題，和平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