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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我在學聯的日子

我在學聯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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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聯聲音此起彼落,當中有對學聯不同的指責,包括制度的問題、操作的問題、理念的問題等,也有一些高聲指責學聯毫無建樹。在有限的篇幅內,容我以個人經驗羅列一下以往的學聯工作,以回應部分對學聯工作質疑的指控。

陳倩瑩擔任秘書長期間,我是教院學生會會長,當時學聯首度邀請學生資助辦事處人員到學聯會面,要求改善學生資助制度。除了成功將風險利率置零,也令學資處放棄將借貸學生的個人資料交予信貸資料庫。而在籌備六四悼念活動時,學聯希望展開探討中港關係,因此在絕食期間討論國民教育問題,並總結相關內容寫成聲明,以此作為學聯反國教的基本方向。當年的8月18日,學聯也有友好協助成康在校內向李克強示威。而當年教資會公佈學額回撥結果,院校學生會就一同到教資會示威,要求撤銷學額回撥。

李成康的時候,學界合力狙擊校董會,要求落實保障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制度。在反國教運動期間,學聯一直作支援角色,更於九月十一日進行學界罷課,以及為嘗試落實中小學罷課而舉行預演。在高等教育議題上,則成立了反加學費聯盟,嘗試組織自資院校同學,要求政府及自資院校加強學費監管。而在對外的行動,學聯在碼頭罷工期間組織院校同學為罷工工友作物資收集,四處設置街站,張羅物資及向市民說明罷工狀況。在該屆任期結束前,一眾常委將整年有關高等教育的討論及研究撰寫成《高等教育白皮書》,算是定下了學聯往後有關高教議題的宏觀立場及改善目標。而當時,我只是一個義工性質的參與者,有幸院校常委們也容我參與討論,增進交流。

到了陳樹暉任秘書長之時,我擔任了常務秘書一職。學聯原先期望可以因著《白皮書》的內容,在院校提高同學對專上教育的關注,並推動政策改革。但時勢所迫,政改運動逼在眉睫,於是政改101、大專迎新、商討日、公投變成了該屆學聯的主業,也曾邀請袁國強出席論壇(原本是邀請林鄭的)。儘管如此,還是在任期內舉辦了一次校政民主化的研討會,展開改革院校管理層委任制度的討論。而當年,也協助台灣的在港交流生舉辦遊行和集會,聲援台灣太陽花學運。

以上枚舉的各項工作,我不認為是甚麼彪炳戰績,風險利率未撤銷,國民教育只是擱置,校政結構仍待改善,所有工作都只是慢的推進,但不代表可以用一句「學聯無做野」就抹煞所有付出。再者,沒有眾多學生會團結一致,「學聯」根本不會存在,所謂「學聯」的工作成果,實是各個院校學生會衷誠合作的成果。「學聯成員」的身份也不是自有永有的,本來只是普通學生的我,只是認同學聯作為學界平台,理應有更大責任推動學界的重要議題,而我既然認同,理應親身參與其中而非作壁上觀。站在個人身位和團體立場,學聯既能開放平台,容許不同背景的同學參與其中,二來主動參與,才能讓我有機會將議題帶到學界中討論,而兩者是缺一不可。

作為團體中的後勤人員,我也要指出「民主」與「效率」從來都是一個拉扯,要實踐民主,達致共識,放棄效率是少不免,以往有人覺得行動話有就有,而效率往往又與後勤準備拉上關係,事前的準備是很費功夫,這些都不足為外人道。不諱言好些時候,會因外界因素而逼令我們效率要高,上述的工作,有哪一件有詳細諮詢每一位同學?又有哪一件事後有人提出「學聯不代表我」?我得承認,在學聯著力追趕政策步伐時,民主程序好像變得次要,可是學聯還是盡力做,反國教罷課時,院校學生會著力在校組織、撰寫高教白皮書時,四五行動般走到院校作巡迴諮詢,學界迎新,就走到各院校宣傳政改、公投、佔中,凡意種種都是希望帶動同學的關注。

退聯意向已成定局,除了完善學聯架構、體制,日後繼續透過開放參與,為有心的同學充權,帶動學界團結一致也是學聯未來路向。而同學,揭竿固然是一進路,而學聯,也是一個參與的選擇。未來專上教育界尚要面對更多困難,學聯成員也好,非學聯成員也好,團結一致是知易行難的事,民主路上總有挫折,套用前輩一句,灰心一天就好了,戰役還是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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