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聯聲音此起彼落，當中有對學聯不同的指責，包括制度的問題、操作的問題、理念的問題等，也有一些高聲指責學聯毫無建樹。在有限的篇幅內，容我以個人經驗羅列一下以往的學聯工作，以回應部分對學聯工作質疑的指控。
陳倩瑩擔任秘書長期間，我是教院學生會會長，當時學聯首度邀請學生資助辦事處人員到學聯會面，要求改善學生資助制度。除了成功將風險利率置零，也令學資處放棄將借貸學生的個人資料交予信貸資料庫。而在籌備六四悼念活動時，學聯希望展開探討中港關係，因此在絕食期間討論國民教育問題，並總結相關內容寫成聲明，以此作為學聯反國教的基本方向。當年的8月18日，學聯也有友好協助成康在校內向李克強示威。而當年教資會公佈學額回撥結果，院校學生會就一同到教資會示威，要求撤銷學額回撥。
李成康的時候，學界合力狙擊校董會，要求落實保障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制度。在反國教運動期間，學聯一直作支援角色，更於九月十一日進行學界罷課，以及為嘗試落實中小學罷課而舉行預演。在高等教育議題上，則成立了反加學費聯盟，嘗試組織自資院校同學，要求政府及自資院校加強學費監管。而在對外的行動，學聯在碼頭罷工期間組織院校同學為罷工工友作物資收集，四處設置街站，張羅物資及向市民說明罷工狀況。在該屆任期結束前，一眾常委將整年有關高等教育的討論及研究撰寫成《高等教育白皮書》，算是定下了學聯往後有關高教議題的宏觀立場及改善目標。而當時，我只是一個義工性質的參與者，有幸院校常委們也容我參與討論，增進交流。
到了陳樹暉任秘書長之時，我擔任了常務秘書一職。學聯原先期望可以因著《白皮書》的內容，在院校提高同學對專上教育的關注，並推動政策改革。但時勢所迫，政改運動逼在眉睫，於是政改101、大專迎新、商討日、公投變成了該屆學聯的主業，也曾邀請袁國強出席論壇（原本是邀請林鄭的）。儘管如此，還是在任期內舉辦了一次校政民主化的研討會，展開改革院校管理層委任制度的討論。而當年，也協助台灣的在港交流生舉辦遊行和集會，聲援台灣太陽花學運。
以上枚舉的各項工作，我不認為是甚麼彪炳戰績，風險利率未撤銷，國民教育只是擱置，校政結構仍待改善，所有工作都只是慢的推進，但不代表可以用一句「學聯無做野」就抹煞所有付出。再者，沒有眾多學生會團結一致，「學聯」根本不會存在，所謂「學聯」的工作成果，實是各個院校學生會衷誠合作的成果。「學聯成員」的身份也不是自有永有的，本來只是普通學生的我，只是認同學聯作為學界平台，理應有更大責任推動學界的重要議題，而我既然認同，理應親身參與其中而非作壁上觀。站在個人身位和團體立場，學聯既能開放平台，容許不同背景的同學參與其中，二來主動參與，才能讓我有機會將議題帶到學界中討論，而兩者是缺一不可。
作為團體中的後勤人員，我也要指出「民主」與「效率」從來都是一個拉扯，要實踐民主，達致共識，放棄效率是少不免，以往有人覺得行動話有就有，而效率往往又與後勤準備拉上關係，事前的準備是很費功夫，這些都不足為外人道。不諱言好些時候，會因外界因素而逼令我們效率要高，上述的工作，有哪一件有詳細諮詢每一位同學？又有哪一件事後有人提出「學聯不代表我」？我得承認，在學聯著力追趕政策步伐時，民主程序好像變得次要，可是學聯還是盡力做，反國教罷課時，院校學生會著力在校組織、撰寫高教白皮書時，四五行動般走到院校作巡迴諮詢，學界迎新，就走到各院校宣傳政改、公投、佔中，凡意種種都是希望帶動同學的關注。
退聯意向已成定局，除了完善學聯架構、體制，日後繼續透過開放參與，為有心的同學充權，帶動學界團結一致也是學聯未來路向。而同學，揭竿固然是一進路，而學聯，也是一個參與的選擇。未來專上教育界尚要面對更多困難，學聯成員也好，非學聯成員也好，團結一致是知易行難的事，民主路上總有挫折，套用前輩一句，灰心一天就好了，戰役還是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