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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 記退聯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 記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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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退聯論壇,有女生不惜走堂來罵學聯,質問岑敖暉時,一度哽咽。

她見到我,先感詫異,旋踵警覺:「咦點解你係度嘅。。。你嚟支持學聯架?」失望見諸顏色。

很感激她還記得我。及後接連見到為退聯出力的戰友,都在旺角一起待過。

我現炒現賣,說自己正在看傅斯年傳,發覺從前忽略之處。

我早知傅在五四運動被打了一巴,從此淡出學運的八卦,但一直不知其詳:

「5月4日,傅斯年帶領大約三千學生的隊伍,向北京使館區進發。。。抗議信交給美國外交官之後,雙方的分歧也浮出水面:傅斯年認為他的任務完成了,但是國民社堅持要到曹汝霖的家。。。傅斯年在挨過一個耳光後,拒絕繼續參加任何進一步的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國民社的成員大部分加入了中共。」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下同。

請別以為我指桑罵槐。故事非影射誰與中共同謀,詳見最後。當年國民黨一黨專政,甚至派特務殺聞一多。敢加入共產黨,獻身於革命,都是最有熱誠,最有骨氣的年輕人。我從來認為五四做得對,絕不後悔。但我深憾結果之悲哀,特別是彭湃。

香港人未必認識他,這是好事,因為他是中共愛國教育的典範:出身於地主之家,治下有上千佃農。負笈早稻田大學,回鄉將田契交給農民。農民不知所措,不敢接,他在農民面前將所有田契燒了,自此和農民一起生活,成為當地蘇維埃領袖。當然,求仁得仁。

無論點憎共產黨,我初讀此事,也不禁鼻酸,他近乎聖人,卻白死了。復生於今日中國,他不免要再死一次。但他會不會再白死呢?

傅斯年在北大求學時,已經擔心中國人有「流行病」的國民性,「要來時擋不住,要去時留不住」。覺得新文化運動成功得太快,群眾不過隨波隨浪,運動成功後會旋即失敗。他料中了。

故他與胡適,希望一步一腳改變國人,一點一滴以竟全功。共產黨主張「歷史發展規律」,郭沫若為了附會不惜穿鑿,訛稱商代是奴隸社會。傅為中研院之首,國民黨希望他能撰文反駁,但傅一直推辭,就是希望學術免受一時的政治左右。

然而時乖命蹇,國難當前,時人愈覺等不下去,趨慕能夠解釋國是的知識;嚮往能夠一舉而就的革命。知識份子普遍同情甚至投奔共產黨。年輕人覺得胡、傅等人的思想離地:

「『本土文化模式』捲土從來。當文化。。。被看作動員群眾參與無產階級革命或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時,五四價值的觀念就被詆毀為極端脫離社會現實。」

大陸易鼎後,胡傅都很後悔。

我本以為動物之嘴臉,689已經發掘到最低層次。但後來才知,大陸的張定淮更等而下之。謂港人傲慢,自以為制度較優越云云。若我在場,焉能不唾其面?

面對日盛的本土思潮,我曾認真自省。初投民主運動,已深慨政權把持民族主義,我方無力與抗,從想不到可發展香港的民族主義爭衡,這是我的思想局限,自愧萬萬不如。捫心自問,真的不介意革命和港獨,只是我有強烈欲望,想先隊冧共產黨,至少是港共,唔係條氣唔順。隊冧完大家想聯邦、想獨立等等都無妨。

我耿耿於懷的,倒像是升級之夜,已入龍和道者,不時呼喚在外旁觀的人下場。央求者有之,譏刺者有之。我一樣怨其不爭,一樣有衝動想叫他們別再食花生。但話到口邊終究忍住。

記得自己初嘗抗命前,一樣淆底一樣躊躇;抗命過後,現況也的確折墮。響應升級的人本已不多,願意留下的更難能可貴,不欲苛求。

很多人認為學聯要為傘運失敗負責,我同意。問題是,我何尚不是呢。

個人從不信「沒有大會,只有群眾」,但學聯在運動中一直認同。升級的決定,在外有連串拆大台施壓;在內有支持升級者勸進。運動既屬群眾,升級的日子方略,不可能全順一方心意,不免折中。即使我沒有資格與會參贊,但既為勸進一份子,我也有責任共同承擔。故升級失敗後我也道歉。

第一次升級的嘗試,因兩大校長鎮場而腰斬。我無法做民意調查,但覺得學生普遍服膺校長規勸,尤其是沈祖堯威望素著,我記不起當時有很多人批評學界。

正式升級當晚,內心隱約覺得人數不夠,覺得行動目標指向建築更佳,但我自忖未免事後孔明。

沒有升級是學聯的錯;升級失敗了依然是學聯的錯--我接受不到。

例如日子倉促。升級的日子,就是我等意願終獲同意而定。我不想將包括自己的責任,再推給別人。

又例如準備不周。作為協助義贈者「偷運」頭盔入佔領區一員,我很慚愧,不知人家何方神聖,如何當此時勢,批量運來頭盔。但我也不會要求比我年輕的學生能夠弄到。

佔領結束後,我盡量參與村民的檢討。其中一大反思,就是參與升級的人數不夠。聽過不下數位村民都認為,「大台」固然不夠民主,以至離地失信;然而「拆大台」等行動,亦在佔領區內營造了「非升級不可」的氛圍,使我們脫離群眾而不自覺。結果升級超越了群眾的承受和意願,成為運動強弩之末。

運動沒有民主機制足以服眾,唯仰賴學界。但他們亦自知未獲充分授權,害怕得失「群眾」而踟躕。可是「群眾」立場實在南轅北轍,終令決策進退失據,左右不是人。

至於學聯的內部問題,包括會費、被代表、民主程度、既定立場等。很多論証我都同意。我便是聽過多次退聯論壇後,才慢慢明白學生會結盟學聯的複雜機制。然而內心實覺得,從各校學生會的投票率反映,以上種種,一般大學生都未必了然,並非退聯與否的最大關切。我當然相信,不少退聯派因體制之不足非議學聯,但不滿何以大爆發?容我沒有好惡地道出:很多退聯派歸咎學聯決策令傘運失敗,故要拆散它。

教育無可避免是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但社教化除了複製好的,也會複製壞的,如是就會僵化不良的遺產。故民主的公民教育,亦須有「反社會化」的精神,是民主教育不可或缺一部分。在港大退聯論壇中,我衷心認同他們是貫徹此精神的同道人。不同的結論在於,他們懷抱「鮮明旗幟」,認為非退聯不足以改變。但作為老一輩的外人,我念及其他。

去年七一前,學聯一直好頹。因反國教一役,好長一段時間,時人只知有學民思潮,而不知有學聯。七二抗命後,我作為1/511,參與學聯的討論,便道出外間輕易認到學民以橙色為主的衣服旗幟,卻對八大不一的旗幟、綠色的襯衣毫無印象,要改善云云。周、岑一概認同,解釋正重建網站等宣傳(後來風雲際會,綠色的襯衣亦為人所識,這是後話)。

是當屆學聯,嚴格來說是當屆八大學生會,一洗過去頹風,使學聯能與學民並駕齊驅。港大退聯後,回添美新村省親,不明就裡的村民都很震驚,不明白學聯緣何淪為罪人被瓦解。

有說統一的道德觀,正是左膠的弊病。但我對高牆和雞蛋,從不持同一道德要求,我不會對雞蛋懷高牆的仇恨。我對學聯的參照系,便是學民思潮。

正如退聯方批評學聯不遵典章,不夠民主,同樣得出為民主犧牲效率是應該的。我早知學聯行共識制,但從不清楚學民如何決策。後來朋友透露,學民內部一樣行民主制,但因黃之鋒等魅力領袖,他們的意願幾乎必定通過。若說學聯決策遲緩拖延升級,倒過來亦可說學聯的分權監督,已是學生組織中最為嚴謹,須要八大俱首肯才能賦權。類似陪審團的共識制,未必適合傘運的緊急形勢,但在憲政民主角度,保持共識制的隱定,最為長久保障各校權利。

關鍵在於,無論立場如何,各院校依然有學生會,學界依然有無數議題,需要交流合作。即使遂退聯派所願,徹底拆散學聯,合作依然無可避免,卻未必有保障的分權機制。有說退聯後更加多元,可以成就三學或多學,時勢做英雄。但過去雙學之所以能發圍,就是他們協力之下,湊到足夠敢抗命的人,實現如衝入公廣的行動,個別院校實難做到。將來如要吹大雞,即使沒有學聯,依然須要協作。或叫各大聯會等等,不過換了名字。

當然從網絡一些言論,也許一些退聯派,不過想削弱「左膠」在運動的影響力。從而有利影響個別學生會,支持自己旗幟;或有利自己派系,將來左右大局的能力。

請相信我的假設沒暗藏貶意。我願意代入他們立場,學聯既是無可藥救的左膠,唯有拆散學聯,使之無力代表學界,自己的理想更有機會壯大。

然而現實憑我觀察,港大能夠退聯,除了退聯方辯才無礙,另一原因,是公投與學生會大選同時舉行,最後是陳倩瑩的言論幫倒忙。港大退聯已惹起不同意見的學生驚訝,繼續拆散並不容易。為了立場非退聯不可,不過徒添雙方積怨。於我看來,我方不但輸了傘運,陣營中各派嫌隙甚過於對政權,仇怨太深,實不利將來大舉。

有學生提議保存學聯的改革,是普選秘書處。這關乎如何看待學聯的性質。若以世界第一個正式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為例,聯校普選後的秘書處,不再是國務卿,而是聯校總統了。

現在學聯的性質,不是統一的政體,類似於美國立憲前的邦聯。聯邦黨人主張立憲,化邦聯為聯邦,就是希望通過民主授權,建立統一而有力的中央政府。這不是壞事,但必然是一體化、中央集權化的過程。一升不免一降,聯邦建立後,州的權力不免被削。

秘書處獲民主賦權後,有望解決傘運形格勢禁下,難行共識制的問題。如果一個有實權,可以便宜行事的學聯,乃廣大學生所盼,在下樂見其成。然而通過中央擴權來解決學聯現在的問題?不見得是學生和退聯派所願見。

容我據自己觀察,理解退聯學生的關切:就像美國立國之初,其中七州主張廢奴,他們「頂唔順」其餘六州依然蓄奴,卻要在共識制下一起共事。在他們理想中,即使有望影響自己大學,豎立「鮮明旗幟」,卻難以影響其他大學(網絡言論,尤喜譏刺中大),自己的理想,在學聯、在共識制下被抹殺。

即使傘運前學聯已普選秘書處,以岑、周等人之才,相信他們一樣會贏得普選。結果依然會被柴:點解唔升級?點解仲搞咩和理非?。。。

普選人事,當然考慮立場,然而立場是綜合的,亦會考慮能力,德行等其他因素,未能切中退聯者的真正關注。在下絕不介意普選,但要顧及陳澤滔早已提到,各校人數懸殊;和本文提到擴權的問題。

愚見以為,要排解退聯學生的不滿,可於每年學聯周年大會後,以聯校公投確認學聯立場,加強學生對學聯的認受。議題由建設民主中國、由本土到港獨、由抗命到革命、由坐到衝到擲物到動武,種種方針一一列明。讓不同立場的學生,有公平機會交鋒,爭取自己立場,是否多數學生所認同。

例如公投後,學生多反對建設民主中國,各校學生會,依然可各持己見。但在學聯的層次,便不可以逾越公投確認的底線。也許個別學生會,相當支持建設民主中國,可先考慮公投結果,若依然堅持,便在共識制下否決,學聯便無法在此議題表態,各自修行。

也許有人認為,這樣與過去無甚分別,然而公投是重要指標。在不少議題,當學聯立場與公投結果一致,便加強學聯在該路線、該立場的認可。大家清楚這是學生所向,有學生授權。學聯便有底氣堅持此路線,決策上不再踟躕。

反之,若公投結果與學聯取向有落差,在民主倫理上,各學生會既可選擇從眾,亦可選擇捍衛少眾自決權,均無不可。然而公投至少反映民心向背,即使在學聯的平台上,無法有共識,屬於多數的學生會,亦有底氣自行其是;屬於少數的學生會,亦須處理此危機。勝於因立場而廢制度,動輒拆夥。

「他們也許會從因循的教科書或報刊得知遊行示威的情節,把洶湧的人潮和趙家樓的火光,當作狂歡節的象徵。實際上,這是新文化啟蒙運動瀕臨結束,甚至無妨視作一場提前舉行的悲壯葬禮。他們不知道,未曾經過充分的理性啟蒙的革命,潛伏著怎樣的危機。。。不知道八十年來,幾代人的命運竟如此交疊扭結在一起!」

林賢治,《五四之魂 中國知識份子精神史》。

最後,我承認自己立場,不免有出自感性,人信則有的個人經驗。即使周永康因失言而惹人疑竇。在升級之夜,我見到眾多還叫不上名字的學聯成員,在前線各處奔走,不會因一人而抹殺。

退聯的民情,糅雜著體制的包袱、路線的爭論、失敗的問責,重重糾結一概壓下,以拆散學聯來抵罪,我認為不是辦法。尤其是娘娘梁麗幗,和去屆港大學生會,在任內退聯,無疑要他們為傘運承擔責任。他們都身負罪嫌,但在退聯論壇中,我覺得他們不介意為抗命坐牢,學聯因他們而散,才是他們的污點和心頭重擔。

此文初稿,港大公投前已經寫就。因擔心予人感覺,欲藉文章影響公投而留中不發。我不明白何以我忍得住,其他人反而忍不住累事。事後反省,自己不過驚被隊為左膠。偏勞學生負背不必要的承受,卻因私心而不敢分憂,我深感愧疚。

真正的革命,既偉大亦困難。所以中共失敗的革命,是我們前車之鑒。

美國革命後,美國人再無英國皇室可崇拜,一度轉為慶祝立場友好,法國皇室的節日;亦曾勸進華盛頓黃袍加身;60年前,白人虐殺黑人依然可以無罪釋放;58年前,南方白人依然拒抗和黑人一起上學,總統要派二戰名師101空降師,迫他們履行種族融和。

美國的革命和憲法實在太先進,即使美國大部分人,很多時候都不認同,革命成果險遭內戰覆沒。美國革命之所以永垂不朽,實有賴立國諸賢近乎史詩的典範,為後人所信仰,致令憲法未淪為空文,永續而不墜。

傅斯年精準地點出,中共是利用仇恨奪位。正因為中共之邪惡,我們革命時,更應該吸取美國革命為素養,並以中共為鑒戒。

即使我方因路線未能協力同心,爭取民主的路上,亦須有更長遠的關懷:如何守住共和。我以為無論哪方,皆宜節制「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憤慨和仇恨;不宜汲汲於「正確道路」的「路線鬥爭」。

我相信一點,部分人應該很同意:中國人的劣根性太深太深。革命亦不啻是修行。我和朋友私下都坦承,最近反水貨客,保護小販,本土派都贏了,後者簡直贏哂。

那是很好的示範,不必仰仗他人來背書;強求他人為後盾,擺明自己信奉的旗幟,承擔自己的倫理和責任,只要做得對,認同的人自然會來。

無論抗命還是革命,一樣要偉大的精神來成就。奉獻自己,自能打動人心。毋須打散別人。

“Well, Doctor, what have we got—a Republic or a Monarchy?”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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