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當年剛從台灣回到香港就學時的震撼。學校大門上頭沒有「禮義廉恥」四個大字（那曾是全台每間學校都必須謹從的『共同校訓』），校園裏頭看不到國旗（甚至連英國國旗都沒有，最多就是校旗而已），當然大家也不唱國歌（更不會有什麼官方的『港歌』，所以後來的《獅子山下》和《海闊天空》才會變成了民間港歌）。換句話說，「國家」不見了，一切國家體制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從一個「忠黨愛國」的華人社會，一下子跳進了一個把國家存在的痕跡抹得乾乾淨淨的另一個華人社會。這的確是歷史上可能再也不會出現的特例，因為我所知道的華人社會，全都不可避免地老早捲進了現代民族國家建造的工程之中。兩岸自不待言，彼時的新加坡也正朝向它建國大業的終點；而馬來西亞和印尼，它們的華人社會則步履艱辛地適應着各自的環境，學着當好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的國民。
香港？至少表面上卻是一片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景象。沒錯，它是英國的殖民地，從馬會到警察也全都冠上了「皇家」的名號。但到底什麼叫做「皇家」呀？我猜在我那一代人裏，沒有幾個人說得出現在的英國王室屬於那一個王朝。是的，每天晚上電視節目放完，是會有一段英國國歌；可我們大部份人對它的記憶卻是「個個揸住個兜」。英國的愛國歌曲《Rule, Britannia》，我們固然不懂；甚至「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這個國名的確切涵義，我們也都不一定搞得明白──它怎麼又會簡稱「英國」呢？所以當年我們這些英甲球迷總會時不時地埋怨，點解蘇格蘭、英格蘭同埋威爾士唔合組一隊出戰世界杯？
後來我們都曉得，英國人一直都在有意無意地培育一套本土意識，一套獨屬港人的身份認同。可事實上，它從來不敢搞得太過囂張。哪怕是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人人公認的「香港意識」萌芽期，它也還是不能放開手腳，公然將它變成一種建制化的國民身份。只要對比一下新加坡，我們就知道真正的政治身份認同締建是怎麼回事了。
我甚且懷疑全世界都很難找到幾個類似香港的例子。一座族群高度同質化、經濟發達、活力充沛的七百萬人大城，竟然過了幾十年乃至於一百五十年「國家」失蹤的日子，直到二十世紀末。要知道這一世紀可是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發展到最高峰的一百年呀。學理上的「國家」（State）當然存在，而且這部機器一直在精密地運轉；但它卻無意於讓我們投向任何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的懷抱。出於利益以及政治實際的計算，它不能讓我們認同一個政治社群意義上的中國，但又不想及不能令我們徹底否定意蘊更加廣闊的中國認同；它要保證我們不抗拒英國的管治，但又不要我們真的愛上英國，把它當成自家的祖國；它試着給我們一套與別不同的香港身份，可絕對不能冒上任其出軌獨立的風險。
當年十幾歲的我，自不曉得這整套管制策略的技藝與由來，可我還是被震動了。被它型塑的環境，為它手法末段的枝節震動。怎麼講呢？今天高談愛港和愛國的人或許是不知道，或許是忘了，那時候我們根本什麼都不愛，至少是可以什麼都不愛。不要誤會，你自然可以愛中國，可以愛香港，又或者很另類地愛上英國；但那種愛絕不是一種政治乃至於道德上的義務。那時候，一個公眾人物可能比較敢大聲宣佈「我不愛香港」又或者「我不愛中國」，人家頂多白眼，但不會想到要磚瓦齊丟地把你砸死。相反地，你敢在大陸和台灣幹同樣的事嗎？過去不能，現在一樣不能。因為愛，原是現代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核心，國家不只想方設法地要讓你愛上它，而且還要把這份愛變成社群成員的最高義務。愛的對象容或隨局勢有變，但那種愛的地位，以及它和社群中每一個成員的關係，則是始終如一。所以台灣才能從三十年前的「愛中國」輕輕巧巧地滑移到現在的「愛台灣」，他們愛的東西好像不一樣了，但那股愛卻日見熾烈。
我還記得，在台灣上小學的時候，偶爾我們會在課堂上談到一些「忠孝兩難全」的故事。然後我們會被鼓勵思考，究竟忠和孝誰比較大。面對關鍵時刻，例如鄭成功收到了滿清恐嚇，是要投降歸順，還是看着他爹鄭芝龍受死；換了是我，我該怎樣抉擇？通常老師不一定會逼着我們選忠，但我們都感受到了大環境大氛圍的作用，知道鄭成功之所以是英烈之所以是古今之完人，恰恰是因為他最後走上了較為正確的那條道路。國家喜歡這類故事，因為它們能迫使我們漸漸接受一套價值的序列，一套愛的序列。在一切價值當中，唯忠至上；在一切的愛裏頭，愛國是最大的大愛。所以民族國家便和宗教一樣，樂於宣揚烈士犧牲的故事。唯一的分別僅在於宗教會預許一個彼世的樂園，而為國家犧牲則換得了此世同胞的幸福與尊崇。正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愛國故，兩者皆可拋。
愛的序列，其實也就是身份的價值序列。忠孝之辯，就是國民身份和子女身份那一個排得更高的問題。這類故事本身無害，甚至還很有哲學意義，頗能促進我人思考的能力。可是它們太過「離地」，沒有多少常識上的意義，因為我們大部份正常人都不會碰上鄭成功的處境，所以這類故事過去往往只為士子所備，不及於百姓。就像那個經典難題：你的太太和母親都不會游泳，兩個人同時掉進海裏，你是先救老婆呢？還是先救老媽？到底是丈夫這個身份要緊，還是兒子的身份可貴？這個問題我們誰都聽過，但有誰真的在現實中遇見過呢？我想說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處在各式各樣的關係當中，也都擁有各種不同的身份，它們全都各有不同的意義與價值。在日常生活裏頭，要是這些關係和身份的要求與責任發生衝突，我們往往得靠着實踐智慧在其中巧妙調協，挪移衡沖。沒有多少人會先抽象地想像所有可能，再硬生生地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身份與角色之間分個高下，然後將思考結果付諸應用。
如果你的情人一天到晚纏着你，硬是要你為這個墜海選擇題表態；請容我坦白，我懷疑他多半有些不尋常。同樣地，假如一個國家總是讓國民陷進要不是出賣朋友、出賣家人、出賣伴侶，否則就是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困境的話，那麼這個局面也一定不是個正常的政治局面。僅管如此，國家卻還是願意我們在正常狀態下慢慢接受一套不正常的價值與身份的序列；而在這套序列當中它總是排在最前面。
又由於這種愛總是優先，所以就會出現一些你從其他角度很難理解的情況。再以我曾深深愛過的台灣為例，近年着實出了不少叫好叫座的電影，可當中有些作品受歡迎的程度，卻真是令我納悶。明明有着嚴重缺陷，但論者幾乎視而不見，照樣拍手點讚。這是為什麼呢？在我看來，那就只是為了愛。因為它們對台灣「念真情」，看起來它們真的很愛台灣。正如台灣學者郭力昕在〈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一文裏所說的「『濫情』是台灣民眾終於能超越藍綠政治的最大公約數和救贖……；台灣認同的符號，甚至可以是那些令人『哀愁』的，被破壞了的土地。無論美麗、哀愁或醜陋，都可一體擁抱，認同。愛。」有趣的是，那幾部電影在香港得到的評論也都很正面。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最近流行愛香港，乃至於愛屋及烏，也很愛台灣人那麼地愛台灣呢？近年的哈台熱，我猜，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如此一種羨慕，羨慕台灣人對本土的那陣情熱？
扯遠了，說回我那年回到香港的感受吧。那就是種一下子被免去了重重義務枷鎖，卻也同時被抽走了你曾十分寶貴的熱情的狀態；不再被人要求去愛，但同時又沒有東西可愛──沒有一個必須接受的政治認同。我覺得自由了，被解放了，但也自由得十分漂浮。這就是我所經歷過的香港，一個國家不現身，身份不排隊的香港。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