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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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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一年過去,我如何看待學聯作為院校合作平台

一年過去,我如何看待學聯作為院校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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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聯的平台上,我們能夠與各院校學生會朋友共同協調,處理跨校及公共事務;而這種協調,必然是源自大家恆常地會面,從而培養一定默契,再催生出來的。例如在近年的政改事務上,學聯作為一個院校配合的平台,便將其優勢發揮出來──可以說,沒有學聯,便沒有過往兩年學界所做的抗爭:學界公投、學界商討日、留守遮打道、罷課、重奪公民廣場。回想上年七月至九月的學界抗爭,更能突顯聯會的不可或缺的地方。

常委互相扶持 團結一致

六月尾,六四過後,社會氣氛依然沉寂,佔領中環主導著政治議程,仿佛整個抗爭光譜都仰首等待著佔中的發生。那時候,學聯,一如現在,只是個廿多人為組織核心的團體,只有這些人會落力處理學聯事務;但是,基於過往學界抗爭傳統疲弱、院校公民意識低落,學聯也只是活躍於社運、院校學生卻甚少知道的團體,臉書的讚好人數,也只有廖廖數千。但常委們未曾因此而卻步,即使知道院校學生對於外務事情關注度甚低,依然孜孜不倦地努力,依然盤算著如何打破院校的漠不關心、社會愁雲慘霧的氣象。經歷密集、漫長的會議,我們選擇了向港人展示公民抗命的力量:發動七二留守遮打道抗命行動。

聯會培養互信和合作基礎

堵路,在上年七月,依然是一個「高門檻」的抗命行動──畢竟學界沒有發起堵路的傳統,參與者亦必然會冒上被拘捕和檢控的風險。若然沒有學聯作為平台,讓我們恆常交流,各大院校的代表能夠互相信任、互相依賴、團結一致去實踐這種公民抗命行動嗎?組織,並非只單純是溝通,更重要是一群人能夠相處並建立特定的互信關系;缺乏平台去讓大家聚首,定必不能催生有生命力的群體,亦肯定不具備互信和合作基礎,發起「留守遮打道」抗命行動。還記得,在事前數天,大家都緊張不已,每人分工井然,同時承受著極大的壓力,在常委們互相安慰和支持下,才咬緊牙關堅持下去。

學生組織的困難和局限

學生組織抗爭,絕對較大家所想像中困難:必需承受家庭、學業、前途的壓力,同時亦可能不獲大眾賞識,不獲旁人體諒,卻必需投入大量精神、時間去處理相關事務。例如,在校內宣傳政改事務,呼籲大家在學界公投中投票,拉票過程中受盡白眼、遭人冷待,有院校學生甚至需要「跪票」,去懇求那些漠不關心的臉孔去決定院校未來政改立場。若沒有這個平台,讓組織者相互扶持、體諒,我相信許多人早就放棄;沒有日積月累的信任和相處,我相信這個團體早已被壓垮,日後的留守遮打道行動亦不會發生。

當大家都著眼聯會的壞處,卻從沒有人認真討論過聯會的好處。我相信,今屆的常委,未來會走上不同的道路(根據以往經驗,反而是重回「日常」工作的常委居多,而真正留在社運和政治圈子的,其實屬於少數),在這個平台上都成長不少,亦獲得珍貴的友誼和經歷;若缺乏學聯,只剩下院校各自奮戰,常委們、學界亦不會有凝聚力和決心去發起過往多次的行動,去打破香港疲弱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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