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理工大學網頁
自由行旅客不斷有增無減，有立法會議員建議開徵陸路離境稅，梁振英當年便曾說過，香港不能「未富先驕」；我卻說旅遊業接客接到手軟，欲罷不能，應該是「富貴迫人」才對。
言歸正傳，大學校園裡的茶室乃是教職員經常聚腳的地方，既是與一般無疑的茶餐廳，亦是略為高檔的快餐連鎖店。事非必要，也不會跑到那裡吃飯。不過假如偶爾要去「醫肚」，則作為社會學者的「職業病」，難免又是分析同事們的談話內容。
還不是那三個字：富貴迫人！
年輕的同事，或會抱怨工作崗位不穩，那份月入三、四萬的高薪厚職（按：這純屬個人標準！），分分鐘明年便不獲續約，生計頓成疑問；那些較資深的同事，則極可能要為供樓、或是否要供多一層樓而頭痛——問題不是抱怨供不起，而是抱怨為何不早兩年入市，現在入市又怕位高勢危，煞是令人焦慮；至於那些更年長的同事，則可能要負擔兩、三個子女在海外留學，每人每年支出起碼也要六位數字以上……你說我們理大的教職員，又怎能不天天愁眉深鎖，無法自已？
我是專門從事階級分析的，人望高處，水向低流，這是較諸牛頓定律還要準確的金科玉律！試問世上有那個人會指望自己明年減人工、而非加人工的？會指望兒女做麥當勞，而不是牛津劍橋的？經濟基本需要，然後是非基本需要，然後是奢華的消費，然後是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人總是一步一步的，力求在經濟的階梯上不斷往上爬，古今中外，無一例外。
還是那三個字：富貴迫人！
這當然只是老生常談，但問題是，放諸人本服務的從業員，我在茶室吃飯的所見所聞，總是會令我感到混身不自在，甚至吃完飯也經常感到胃痛——為何吃飯不談談社會問題、學術研究、思想潮流？為什麼在最高學府的茶餐廳中，談話內容一定要和樓下的太興、翠華沒有兩樣？！
當大家仍在年少無知的時代，總會抱著一腔熱情矢志服務人群，消除不平等，建立大同世界。但待不到畢業禮那天，卻發現社會問題太多太大，機構資源和人手嚴重不足，因此只能先努爭取更多資源：好不容易捱到畢業那天，卻驀地發現，原來機構還有不少高薪厚職（按：同上！），看求職廣告也花多眼亂！既然是上有高堂要供養，身邊又有未畢業的女友要照應，後又有UGC在追一屁股grant loan要還...談理想，來日方長，等多幾年吧；反正自己作才疏學淺，過幾年再讀完個MSW再說……
還是那三個字：富貴迫人！
除了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我又會想起韋伯的階層理論。例如110年前面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什麼清教徒不是克勤克儉，清心寡欲？為何最終會搖身變成利欲薰心的資本家？顯然而見，這並非出於精心計算的私利動機，而是措手不及的意外收獲；新教倫理本想遠離功利主義，最終卻成為出產拉薩路故事中財主的溫床。
我想起一本尋遍香港圖書館都找不到，由法國社會學家Mohamed Cherkaoui所寫的《Good Intention: Max Weber and the Paradox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2006)——結果我還是叫大學圖書館買了。開宗明義，本書告訴我們在韋伯的學術海洋裡，除了前述的清教徒之外，還有數之不盡的例子，可以說明初衷動機和最終結果存在的鴻溝，原本是為了清心寡欲，最終卻可以利欲薰心；原來一心追求理想，最終卻會擁抱迫人富貴。
韋伯⻣子裡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當年所親身目睹的，自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想，如何在現實中不斷地扭曲、變質；而在他有生之年尚未有機會看到的，則是史大林、毛澤東以至赤柬政權，那些更加違反人性的變態舉措。韋伯縱使高擧人文和理性精神，但卻對整個啟蒙運動和現代化發展，深感困惑，相信理性只會把人類導向官僚體制的牢籠！無論動機如何純正和偉大，千萬不要以為結果也必定這樣，這正是韋伯給我們最寶貴的格言。
本文將載於《這一代的鬱悶：後佔中的世代之戰》，2015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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