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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陳緯綸:打破單一的工作倫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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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陳緯綸:打破單一的工作倫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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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喇?咁做野未呀?」、「你示威還示威啦,唔好阻人搵食吖嘛」、「有手有腳應該去做野,唔應該靠政府」、「份工可能唔適合你,不過做住先啦」、「我依家做唔到野,無用咯」…… 上述這些說話或許經常都會聽到,都說明工作對一個人非常重要;香港人對於工作(嚴格來說是受薪工作),如果不是過份地迷戀,就是極其執著,以致是否有工作或是否影響工作成為香港人其中一個價值的判準,所有影響工作的事就必然是不能接受或容許,而這種價值判準正透過扶貧政策不斷地加強。

香港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型為一個工業社會,再從工業社會轉型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經濟結構要成功轉型,必需要解決生產工具的問題,其中一項服務業最需要的生產工具就是勞動力。然而,社會經濟轉型意味著工作的性質和內容,以至工作模式、使用的生產工具等都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勞工需要重新適應實在不容易。加上,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越來越嚴重,勞動人口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許多勞工的工作收入未能追上通脹,工作待遇和工作環境得不到改善,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在這個對勞工不利的社會背景下,要讓勞工成為順服的勞動力,配合勞動市場的轉變,這過程中必須要建立一套社會價值和道德準則,以指導人的行為,並嚴格評判善與惡、正確和錯誤,工作倫理(Work Ethics)的建構就從這個發展的基礎上發生。

工作倫理:香港價值的壟斷

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其《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書指出,工作倫理是一項戒律,戒律的要求是不論如何,人應該工作,因為工作是良善的,不工作乃是邪惡的。而這個倫理有兩項前提;一:若人要獲得生存所需、要活得快樂,就必須從事別人會認為有價值,會給予報酬的工作;二:人不應滿足已經擁有的,安於現狀是錯誤的,人要追求擁有更多,安於現狀是愚蠢和不道德的。工作倫理就是把工作提升到道德層次,把工作視為高尚、理所當然,不工作的人視為不道德,因為他們佔有他人努力成果,而只有從事有報酬的勞動才合乎工作倫理的道德價值。

不難發現,工作倫理已深深地烙印在香港人的中裡,每每會影響香港人對每一件事件或議題的看法:在中學和大學選科時,很多人會考慮就業前景;失業取綜援時,很多人會覺得自己罪孽深重;遊行示威時,很多司機會投訴阻礙上班工作;救生員罷工時,泳客會表示支持但不應影響泳客…… 總之,不工作又或是影響自己和別人工作就是不道德,是不應該鼓勵和支持,其他的社會道德、倫理價值,如追求人人平等、社會公義,就算不是沒有價值,也往往會被看輕一線。

政府施政強化工作倫理

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往往是密不可分,甚至是互為表裡的,特區政府很多政策亦同樣地以工作倫理作為主要的價值考量。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的討論當然會考慮會否影響勞工投入工作,就連本應是用來推算未來人口,規劃各項社會設施和發展需要的人口政策,最終亦淪為一份勞動力規劃政策。近年,特區政府不斷提倡扶貧,其扶貧策略卻是繼續強化工作倫理,對香港貧窮背後的不公義和社會不平等等道德問題置若罔聞。因此,「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只資助就業的低薪勞工;而今年施政報告表示將會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也是強調「在職」,只津貼一些合乎工作倫理的貧窮人士;兩項措施均設有工作時數要求,未能符合工時要求的則不能領取津貼。扶貧措施藉著推行工作福利(Workfare)來強化工作倫理,其他非在職貧窮人士的需要則刻意忽略,並且被邊緣化,莫怪乎,婦女團體為推動女性平等而倡議託兒支援近三十年,託兒政策一直沒有甚麼改善;但諷刺的是,政府最近卻因勞動力不足,社會需要婦女勞動力而將託兒放置在政府的議程內。

工作倫理背後,香港社會失去了甚麼?

工作倫理當然有其積極面,它令香港人專心一意工作,為自己的生活、為自己過得更加快樂,努力讀書,畢業後投入勞動市場、工作、賺錢,不斷地追求擁有更多,發展香港經濟。但是,工作倫理卻忽略了香港許多的弱勢社群,他們可能無法工作,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其他工作以外的價值。只歌頌單一的工作倫理,並壓制所有其他的道德價值的想像,則會非常危險。畢竟人的生活從來不是只有工作和金錢,很多沒有報酬的「工作」例如:照顧、義工、社區參與等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工作」,甚至比有酬勞動更有價值;而社會公平、公義、誠信等也該比工作賺錢更合乎道德倫理,我們更應該要堅持和守護。在中港政商財閥融合的時代背景下,香港社會實在需要有更多工作倫理以外的道德思考、討論和衝擊,以抗衡單一社會經濟發展的迷陣。

作者為香港政策透視成員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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