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於本月14日正式宣布與澳洲卧龍崗大學達成結盟，關注的學生組織均指出此舉名為結盟，實為城大「賣盤」；而合作的院校並會花五年時間發展成私立大學，最終達致獨立運作及頒授自資學士學位。
筆者身為副學士畢業生，且多年來一直爭取改善本港自資副學位政策，以及關注副學位畢業生處境，對城大此舉極為驚訝，同時感到震怒。震怒的原因有二：一、為何一所在公立大學下營運的專上學院，為何可以輕言「賣盤」？二、這點更是奇怪，為何公營大學做出「賣盤」的行為後，香港特區政府何以不聞不問，沒有就此作出任何回應及表述政府的立場？
首先，筆者嘗試回答第一個問題，應該有不少人認為這次「賣盤」只是商業運作的決定，有何不可？雖然城大專上學院屬於自負盈虧及開辦副學士課程的院校，要知2005年城大曾獲立法會貸款近6億元，在九龍塘校舍興建可容納6000名學生的新教學大樓，作為營辦本地評審自資專上課程。
筆者相信當年曾支持通過撥款的立法會議員，應是基於寄望城大透過自身多年營辦副學位的經驗，在興建新教學大樓後，可以推動本地的自資專上課程有更佳的發展是寄予厚望。
專上教育商品化進程
在回答第二點之前，要先知道近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動私立大學的發展，可謂司馬昭之心。就如前特首曾蔭權曾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六大產業，其中包括教育產業，更會撥地協助私立大學的發展。然而，這種把教育完全推向巿場的「理想」，令教育商品化的「決心」，更可追塑到1996年世界貿組織於新加坡召開的第一次部長級會議，當時港英殖民地政府簽訂《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這項總協定的涵蓋範圍包括多項民生議題，當中的一項是教育服務業 。
自此，不論港英殖民地政府或是香港特區政府，也必須跟從這項總協定盡量開放教育，政府須盡量減少對教育方面的開支，推動教育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私有化（privatization）。
港府為配合推行這套對教育商品化、自由化及私有化的理念，在往後的十數年內，先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削減對大學的資助；再放寬頒授學歷的條例限制；修改學生資助計劃等，無一不是為後來誕生自資副學士及高級文憑作出鋪排。前特首董建華更提出十年六成大專生的「偉論」，這個目標更「可怕地」於五年內在量方面的指標上提早完成，卻在質方面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
政府沒任何監察角色？
開辦的課程因師生比例違規失去註冊資格、未有獲得註冊資格的課程聲稱可註冊、課程突然停辦令學生被迫「中途」轉科、院生「超收」學生令設施及師資嚴重不足等等。這些都反映出自資副學位在質方面的種種問題，可惜這些問題並沒有隨年月而得以改善。到底問題的核心何在？
兩點提問之間，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正正是自資副學位在質方面的問題核心，更可從是次「賣盤」事件中可看出。文首問及政府沒有作出回應及表述立場，正好反映出把教育推向巿場，視這次事件為一宗巿場賣買「教育」的交易。相信要反問的是，把教育推向巿場，是否代表政府沒有任何監察角色？
在整個教育商品化的進程中，政府好像只考慮到自身作為一個推動者或是催化劑的角色，並未甚嘗試扮演一個監察者的角色，只有在個別事件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勉強走出來擔起介入事件，可笑的是政府守住教育質素不是責無旁貸及理所當然嗎？
筆者認為現時政府必須盡忠職守做回監察者的角色，然而這只是改善現時香港專上教育的必要條件，並不是充分條件。充分條件方面，政府及整個社會必須重新思考香港要怎樣的專上教育？在質方面有什麼需要改進及監察，可作出怎樣的相應措施？
校政民主化監察專上教育
更值得思考的是，是否只有政府有權力作為監察者？各大學校董會成員組成是否需要重新思考？筆者認為應提高現時各大學校董會中的師生代表比例，令校政能步向更民主化。校政得以民主化後，院校作出每個決定前，需要得到師生的了解及認同。
不論教育背後的思念為何，都必然是為着學生利益着想及考慮的前提之下，學生能參與校政更多實是理所當然之舉，同時學生是教育的使用者已是最重要的角色，而且他們在日常上課及使用校園設施時，已就課程內容及院校設施等方面提供最直接的意見，現時只是欠缺一個途徑，校政民主化便是一個有效提升及改善專上教育可確切報行的方向。
就城大「賣盤」事件，已有學生表達不滿這個做法，城大應重新考慮學生的意見。與此同時，政府應立即扮演監察者的角色，盡快介入事件及促進校方與學生的溝通。
筆者為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發言人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