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於《足球群英傳》的面書專頁看到一篇文章 （亦有於本網刊載），提及到兩支俄羅斯足球隊莫斯科斯巴達（FC Spartak Moscow）及莫斯科戴拿模（FC Dinamo Moscow）的敵對關係。基於筆者早前曾修讀一門有關蘇聯歷史的課程並讀了一本由美國教授Robert Edelman撰寫、關於莫斯科斯巴達的書，所以特此撰文講述一些有關這支球隊的故事和相關的歷史背景。
Robert Edelman是何許人？他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 San Diego）的歷史系教授，專門研究俄國／蘇聯歷史及體育史。除此之外，他也當過體育作家及電台播音員，曾於1998年日本長野冬季奧運會期間為美國ESPN 等電視台擔任紀錄片顧問。他接觸到莫斯科斯巴達的契機是於1965年，當時他到莫斯科留學，入場觀看了一場莫斯科斯巴達對Minsk Dinamo（白俄羅斯首都球隊）的蘇聯盃決賽。雖然當時正值冷戰，但Edelman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十分反感，所以他到蘇聯便是為了看看「世界的未來」是怎樣運作的。一場球賽卻改變了這位崇尚社會主義青年的一生：親眼見到警察痛打唱醉了的球迷、並於半場休息時目睹更衣室內的一團糟，Edelman便斷言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一場錯誤！
Edelman五年後以研究生身份再次踏足莫斯科時，他很奇怪為何認識的朋友總是莫斯科斯巴達的球迷。他們便耐心的跟他解釋：足球是人民的運動，而斯巴達則是人民的球隊（Football was the “people’s game”, and Spartak was “the people’s team”.）。對當地人而言，斯巴達和載拿模的敵對關係，好比一般球迷所認識的皇馬與巴塞或河床與小保加。戴拿模是蘇聯秘密警察的球隊，雖然極權體制的一部份，所以一般平民對戴拿模恨之入骨，而足球場正好是他們可以宣泄對政權不滿的地方！
基於資料所限，Edelman一直也沒機會撰寫有關莫斯科斯巴達的書。直到蘇聯倒台後，一些政府文件被解封，學術界開始對大眾文化的研究產生興趣，同時一般人也開始會放膽提及當年的事宜。Edelman便進行資料搜集，並於2009年出版筆者之前提及過的這本書 – Spartak Moscow: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Team in the Workers’ State（莫斯科斯巴達：勞動者國家人民球隊的歷史） 。Edelman認為，足球之所以對莫斯科人民來說那麼重要，是因為足球（或者體育本身）是少數他們能夠享有自由的地方，而斯巴達的比賽便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他們遠離日常生活中的高壓體制，並是向這體制說「不」的地方。斯巴達和戴拿模的對決，亦是人民和政權的分野：和戴拿模那軍訓式的紀律相比，斯巴達著重的是技術上的自由發揮；戴拿模看重教育，而斯巴達則看重娛樂。
莫斯科斯巴達的起源
足球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由歐洲傳入俄羅斯。基於體育活動本身對紀律及組織方面有嚴謹的要求，和那個年代發展迅速的工業資本主義相當類似，當時的俄羅斯男性因而視體育為接受現代性（modernity）的一個途經。1894年，聖彼得堡成立了全俄國第一間有完善架構的球會，名為Victoria Club，成員主要為當地工廠的英國及德國人。1905年的俄國革命後，足球於全國變得更普及，受影響的其中一名年青人名為 Nikolai Starostin （1902-1996） ，亦即後來莫斯科斯巴達的創會成員及球會主席。
Starostin出生於Presnia，是莫斯科市內的一個工業區。他和三個弟弟閒時的娛樂便是在街上踢球，而據其自傳所說，「斯巴達」這名稱的靈感便是來自莫斯科的街頭，因為該區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受到重創，多人死傷，但同時也標致著當地人勇武面對的精神 （但後來四兄弟對名字的尤來意見分歧：有的說是偶爾於雜誌上見到代表古羅馬叛逆奴隸Spartacus的名稱，亦有云是他們以前比賽對手的球隊名稱） 。至於「戴拿模」這名字本身是指發電機，是機器的一部份。後來的斯巴達及戴拿模，正好是標致著勇士和冷血機械的對決。
Starostin的運動天份無庸至疑。他既是足球員亦是冰上曲棍球員，後來亦代表國家隊參賽並成為隊長，可算是當地的明星。十月革命後蘇聯奉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俗稱NEP），大大促進不同體育行業的發展。更多年青人參與足球活動，比賽入場率亦逐漸提昇。當時的蘇聯政府其實對足球或多或少抱有介心，始終動輒便吸引幾千人聚集的球賽對國家體制來說是一件頗危險的事；但同時，它亦樂於透過推廣體育來鼓勵市民做運動，強身健體。於二十年代，Starostin所屬的球隊Krasnaia Presnia雖然得到當地的蘇聯共青團支持，但球員的生計始終是一個問題，Starostin和他的足球員弟弟也需身兼副業來養家。同時，莫斯科戴拿模已於1923年成立，成員皆為秘密警察，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充足的資金。這也促使Starostin萌發了成立自家球會的念頭。
雖然Starostin 四兄弟對球隊名字的起源之說意見不一，但事實是莫斯科斯巴達於1935年正式成立，並參加翌年成立的職業足球聯賽。諷刺的是，當時正值史大林的「大整肅」時期 （The Great Purge），不斷政治審查和關押甚或殺死懷疑判國者，但莫斯科斯巴達於這段時期的成績卻是最輝煌的：從1936年到1940年的蘇聯足球超級聯賽，斯巴達為三屆聯賽冠軍及兩屆盃賽冠軍，其餘時間也一直穩守聯賽榜頭三名，平均入場率由1936年的三萬人升至1940年的五萬四千人。和同期的歐洲球隊相比，英格蘭入場率最高的阿士東維拉於1938-39球季有近四萬人，當屆冠軍的愛華頓則有三萬五千人。
巴斯克、紅場、戴拿模
和現代暑假常見的友誼賽不同，以前的球隊和別國球隊作賽算是稀有的事，而對蘇聯來說更加是一件關乎國家面子的事。1937年，一支由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組成的精英分子作客莫斯科，並分別和斯巴達及戴拿模踢友誼賽。巴斯克球隊此趟目的是為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國政府 （後來敗於法西斯法朗哥政權） 籌款，並兩度擊到戴拿模 （2-1, 7-4）。相反，斯巴達在略有爭議的情況下，借助球證的偏袒以6-2贏了這支充斥著頂級球員的精英隊伍。這場比賽是在全國直播的，因此也被一些人形容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勝利。後來政府決定於同年向球隊頒布最高榮譽的列寧勳章 （Order of Lenin） ，Starostin 個人更是十二名得到列寧勳章足球員的其中一人，風頭可謂一時無兩。其實戴拿模亦得到同樣榮譽，但一般平民都把目光放在「平民球隊」的英雄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斯巴達於1936年更曾於紅場為史大林踢表演賽！當時是蘇聯的體育文化日 （Physical Culture Day） ，可算是蘇聯的年度盛事。當時的莫斯科共青團提議於紅場舉行足球賽，而為了仿真更令人在紅場鋪上綠色的地毯。最終斯巴達在史大林面前和己隊的後備陣容踢了場共有七個入球的精彩賽事。當然，為了不至令國家元首感到沉悶，七個入球都是預定好的。令人耐人尋味的是，戴拿模直到1939年的體育文化日才有參與這節日的足球賽事。其中紅場的「精華片段」，可參考這段youtube。
先前也提過斯巴達和戴拿模代表的是兩種（足球） 哲學：戴拿模講究紀律和秩序，而斯巴達則著重勇士無懼的精神及球員技術上的自由發揮。當地人民明顯的支持斯巴達更是令戴拿模高層感到不是味兒。他們指責斯巴達踢的是西方國家的足球，和蘇聯的形象不乎，並發動輿論攻勢。他們指Starostin 和他的同伴走的是資產階級路線，又指控他們暗地裡提供資金給球員，違反國家規定。終於在1942年，Starostin 被控以支持資產階級運動、於黑市售賣商品、意圖賄賂軍方以換取酒精及肉食等罪名。雖然很多指控都是證據不足，但Starostin 仍被收押到勞改營當苦工。失去Starostin 指揮大局的斯巴達，仍能勉強贏得1942年的莫斯科聯賽冬季冠軍及莫斯科盃。
戰後足球發展
二次大戰結束後，人民除了參與重建工作，亦需要找尋娛樂去逃避戰爭所帶來的禍害。足球正好為能令一般市民分心的消遣，球場更是人民能夠和長期失去聯絡的親朋戚友團聚的地方。這段期間，Starostin 仍在勞改營，雖然不清楚是誰領導球會日常的營運，但斯巴達的成績也不俗：1946、1947及1950年都能贏得蘇聯盃，1952及1953年皆為蘇聯聯賽冠軍。
在戰後時期，斯巴達亦積極引入「外援」---來自阿美尼亞、愛沙尼亞等地的職球員，是少數會引用非俄羅斯裔球員的球隊。有人猜測這是繼承了Starostin的「西方模式」，亦有指是為了加強「蘇聯」的國家身份認同。不論如何，非俄羅斯裔的職球員的確能令到球隊進步，於1949年受聘為領隊的高加索裔人Abram Dangulov，便帶領著以愛沙尼亞裔球員、斯巴達及蘇聯足球超級聯賽入球紀錄保持者Nikita Simonian 為首的「聯合部隊」挑戰列強。Simonian為斯巴達於各項比賽奉獻了160個入球及66個助攻，後來亦先後成為斯巴達及蘇聯國家隊教練，並於2009-2010年及2012年短暫擔任俄羅斯足總主席。
同時間，戰後史大林對思想教育工程執得更緊。球員被迫去上課，去學習共產黨的歷史及史大林思想。斯巴達球員以自由奔放的表現見稱，他們根本理解不了這些「教育」如何能提升球場上的表現，對這類課程也只是敷衍了事。他們的紀律向來亦不算好，例如球會容許他們比賽前一晚有性行為，但人們關注的始終都是「人民球隊」在球場上的表現。不論輸贏，斯巴達的表現總不會是沉悶的，他們總是以娛樂球迷為球隊的主要目標。
後史大林年代
史大林於1953年逝世，由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 接任國家領導人一職。以批判史大林而聞名於世的赫魯曉夫，致力改善國家的內部問題。在足球層面上，球員的薪金及花紅大大提高，同時球員亦不需再擔心因為轉會等問題而導致家人遭恐嚇 （以前便試過有斯巴達球員因被秘密警察勒索而被迫轉會到戴拿模） ，球賽亦不再因為官員不滿結果而需要重賽。當然，這並不代表「打假波」的情況不再發生。對斯巴達來說，更好的消息是球會創辦人Starostin 終於獲釋了！1954年，Starostin四兄弟和其餘近萬名「政治犯」終於可以離開勞改營，和家人團聚。
五十年代的斯巴達獲得了四次聯賽冠軍及一次盃賽冠軍，期間亦借助赫魯曉夫的去史大林化政策（de-Stalinization） 得到出國和其他歐洲球隊踢友誼賽的機會。單計1954年斯巴達便踢了14場國際間的比賽，它們曾到訪比利時並以7-0大勝安德列治，又到英格蘭和阿仙奴及狼隊比賽。當然，難得有機會出國，球員們自然不會放過四處觀光及體驗外國夜生活的機會，因此球員對被狼隊以4-0擊到並不感到意外。
作為國內頂級球隊，自然地大部份斯巴達球員也被選入國家隊。1955年，為了歡迎西德總理Konrad Adenauer到訪，蘇聯便和應屆世界盃冠軍西德踢了場友誼賽，當中八名斯巴達球員以正選姿態上陣。比賽結果為3-2，蘇聯在落後情況下反勝，三名入球者皆為斯巴達球員。當然，這只不過是友誼賽，而其政治作用比一切重要，西德媒體亦視之為總理的破冰之旅，因為總理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商討如何處理德國戰俘的問題。
翌年的奧運足球賽，蘇聯也是以斯巴達球員作骨幹，十一名入選的斯巴達球員便有八名決賽擔任正選，並以1-0擊敗南斯拉夫，奪得蘇聯史上第一面奧運足球金牌 （第二次是於1988年） 。
黃金時代的落幕
五十年代中期足球員的生活大大得到改善，一般球會的營運也比以前做得好，同時間整個聯賽的規模也有所改變：更多職業球隊的加入，變相令到斯巴達由昔日爭冠熱門變成爭標份子之一。1950年時蘇聯只有33間球會，但到1968年卻升到全國有267隊！話雖如此，基於電視轉播開始流行以及其他流行文化的興起，足球成為了眾多娛樂的其中一項，年青人基於經歷的不同，對球隊的歸屬感亦不及上一輩。當然，同時球隊同外作賽時亦有其他地方的電視台作轉播，得到更多收入。
踏入六十年代，斯巴達雖曾於1962年及1969年成為全國冠軍，但競爭力已大不如前。眾多球隊的加入亦令「打假波」的情況又再變得普及，足球流氓的出現亦令球賽入場率亦逐漸下跌。1960年的第一屆歐洲國家盃，蘇聯再次於決賽面對南斯拉夫，經過加時以2-1成為首屆歐洲冠軍，但當時陣中只有三名斯巴達球員，隊長則是斯巴達史上第二出場最多的Igor Netto。
1975年，已屆77歲的Starostin在工會要求下退下要職，轉而管理斯巴達於地區聯賽的職務。無獨有偶，失去創會人領導的斯巴達於翌年歷史性降班，幸得於1977年以乙組冠軍身份回歸頂級聯賽，並於1979年再次贏得聯賽冠軍。
從戴拿模到戴拿模
於八十年代，斯巴達一直於聯賽榜頭三位，而它們這次最大的對手不再是同市的莫斯科戴拿模，而是由名帥盧班諾夫斯基 （Valeriy Lobanovskyi） 帶領的烏克蘭球隊基輔戴拿模（FC Dynamo Kiev）。
盧班諾夫斯基 （1939-2002） 是蘇聯及烏克蘭傳奇教練，以高度紀律和帶有科學性的領軍手段見稱。他曾帶領基輔戴拿模八奪蘇聯頂級聯賽冠軍及於1997-2001年連續五季成為烏克蘭聯賽盟主，當中更包括帶領有「核彈頭」舒夫真高在陣的基輔打入1998-99年度歐聯四強。他亦曾三度帶領蘇聯國家隊，最風光的是於1986年世界盃十六強加時僅以3-4負於最後殿軍的比利時，及於1988年歐洲國家盃打入決賽，0-2敗於荷蘭及雲巴士頓的經典金球。
和另一隊戴拿模一樣，基輔戴拿模強調整體紀律，講求球場上的機動性及對場面的控制能力，好比缺乏美感的「全能足球」，正好和斯巴達構成了強烈對比。球迷仿佛回到三四十年代，見證著盛極一時的莫斯科打比般。斯巴達球迷把自身球隊打造成有藝術感的球隊，嘲笑著賣弄科學和過份理性的基輔戴拿模，雙方在球場上亦鬥得非常激烈。1980-1986年度七個球季之中，斯巴達五度屈居亞軍而二次得到季軍，基輔戴拿模則四度奪冠。直到1987年，斯巴達才再次成為聯賽冠軍。而其後於1989年再次奪冠，則更加加深了「人民球隊」的印象 --- 除了以漂亮的足球戰勝對手外，同年斯巴達宣布球隊能夠自負盈虧，不再依賴幕後勢力的支持；這一年之後，來自加魯吉亞及立陶苑等地的球隊響應國內獨立的聲音而退出蘇聯聯賽，因此雖然蘇聯聯賽在1991年球季後才正式完結，斯巴達可算是最後一屆真正有全蘇聯球隊參賽的聯賽冠軍。當然，那一年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配上蘇聯的江河日下，更為「人民球隊」於這年奪冠爭添戲劇性。
圍牆倒塌之後
蘇聯解體後，莫斯科斯巴達於國內傲視群雄。雖然早年俄羅斯足球聯賽的模式不斷改變及易名 （到2002年才正式名為大家熟識的「俄超」） ，但斯巴達從1992年至2001年九度成為俄羅斯最頂級聯賽的冠軍，只曾於1995年球季失手。但自此之後，除了2003年的俄羅斯盃以外也沒染指過國內錦標了。至於歐洲賽事方面，它們曾於1990-91年歐洲盃、1992-93年歐洲盃賽冠軍盃及1997-98年歐洲足協盃殺入四強，最近一次於歐洲賽有不俗戰績則要數到2010-11年歐霸盃八強敗於保亞斯帶領的波圖。
雖然於九十年代國內戰績輝煌，但同時，斯巴達「人民球隊」、對抗強權的形象則明顯變質了。1996年，球員傳奇人物Starostin 逝世，標致著斯巴達精神的落幕。同年，斯巴達公開表示會於總統選舉中支持總統葉利欽連任。葉利欽是公開的斯巴達球迷，但要球隊公開支持某侯選人在斯巴達歷史來說始終是頗怪異的事；同時，很多俄羅斯的黑幫也和斯巴達拉上關係。食正「兩家茶飯」的斯巴達，不再被人民視為反抗強權的象徵，成為了一支普通球隊。
我們都希望體育和政治分離，但在蘇聯國境下這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斯巴達一直以「人民球隊」自居，雖然和戴拿模相比的確是少了一股政治的味道，但也不能忽略一直以來本地共青團及其他勢力的支持。其實足球和政治向來是很難脫離關係的；即使在香港，足球圈的發展也會和國共兩黨扯上關係。舉個例說，愉園和流浪於六七十年代便曾訪問大陸，引起了一些小風波。（見腳注1） 而愉園本身的「左派」背景，亦令其在六七暴動期間退出甲組聯賽以示抗議港英政府打壓左派運動。（見腳注2）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花點時間研究下香港或世界各地足球和政治的關係。
1.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頁77-96。
2. 趙永佳、呂大樂、梁懿剛：《愛國足球滄桑—愉園60年》，收錄於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合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頁83-114。
原文刊載於輔仁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