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撰文，說香港人只懂吃而不懂味；也斯說味是記憶、是生活、是選擇，味是深層次的事，並不止於口腔快感。此時此境，如果珍惜味道，大概所有食家都要成為保育人士，走到最前線捍一間間快要消失的食店小店，對急速變味的香港說不，而不是光對鏡頭咀嚼，或到新店大排長龍後上網站評分。
飲食文化、音樂文化，殊途同歸。踏入2015年春季，籌旗之事不絕：油麻地餐飲奇葩So Boring 開店兩年，在尖沙咀賣九十元一碟郊外油菜之際，它竟有讓食客自由訂價的勇氣；一群年輕人就這樣輪流經營，不想發達開連鎖店，以社區為基礎共同管理這個浪漫小廚房。業權轉手後，租金上揚，水電租按須再交，為續約公開籌款，結果外界反應不俗，成功續租。
那邊廂著名音樂展演空間HiddenAgenda踏進五周年，業主加租一萬，行內龍頭也要叫苦連天。獨立樂團牽頭舉辦兩晚名為Indie Is Dead? 籌款音樂會。Indie 友多義氣仔女，一呼百應，樂隊義務演出之餘兼有義賣，兩場票房爆滿，Hidden Agenda再次避過一劫。
不過，筆者懷疑，究竟於當下提問Indie Is Dead?（獨立音樂已死？）是否有其迫切性？以及這樣一次性的籌款活動，是否就能救助瀕死或已死的獨立音樂圈？Hidden Agenda曾經歷三次籌款活動，頭兩次是因為遭到迫遷，必須短期內籌得搬遷重整動輒十萬元的費用。這次危機卻透視什麼？就是恆常營運收入已追不上租金漲幅。因此，更重要的問題應是「獨立音樂的死因」—— 當我們看到獨立音樂圈半死不活時，並非像宣傳海報聲稱的要「Go Fuck Yourself」，而是要想清楚到底要「Fuck」誰，以及更重要的，要怎樣「Fuck」。
隨便舉數個例子。香港是全球擁有最少電台、電視台選擇的地方，因為牌照與《電訊管理條例》的限制，目前只有三個電台，以及一個半電視台，完全受到壟斷，主流音樂與大眾媒體不是呈勾結狀，根本就是一體。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屢次強迫獨立音樂搞手花費申請「版權音樂短期准許證」，即使玩的全是自己作品，又不涉及門票，即使演出者並非CASH成員，亦無一倖免。
藝術發展局有個藝術範疇代表負責審批撥款，自1995 年以來都是女高音歌唱家費明儀出任音樂代表，雖然獨立音樂應否拿資助是個重要題目，但band友連登記投票選擇音樂代表的資格都沒有。儘管漸趨普遍，街頭音樂表演仍然違法，街頭藝人（Buskers）都是以身試法，公民抗命。孕育最多獨立音樂人的觀塘工業區，在活化工廈、「強拍」九成轉八、市區重建與起動九龍東等等招數夾擊下，工廈或一棟棟倒下，或租金發瘋般飆漲。
坦白說，如果我們承認工廈空間是培育本地獨立音樂的重要元素，那麼，條件上我們已從創意的最高峰無聲地滑過了。
So Boring 與Hidden Agenda 已經是較幸運的一群，有眾多支持者，如果是一般工作室排練室就更難撐了。去年與藝術家麥海珊等人編了《我們來自工廈》一書，走訪二十多個在觀塘區棲身的文化藝術工作者，一年之間，竟然有差不多一半須要搬走，或索性結束。攝影展覽空間The Salt Yard 將於3月後暫停運作、近來醉心木工的街頭文化品牌Start From Zero 再次搬遷、高良工業大廈近十隊樂隊各散東西、獨立製片人小野搬走等等；在瘋狂漲價的日子，難道移動就是我們抵抗市場的唯一方法？
文化只是平常事，香港所有租戶為了基本的生存條件，未來必須共同爭取設立租金管制，避免無理淘汰式加租，還租戶尊嚴。如此，獨立文化界不用再在無數短期租約下擔驚受怕，終止一兩年要搬一次的遊牧式創作生活，才能有機會茁壯成長。一起踢走無力感，為我們深愛的文化藝術付諸行動。
作者為香港文化監察成員
（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