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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音樂也是政治問題(管租救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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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音樂也是政治問題(管租救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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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撰文,說香港人只懂吃而不懂味;也斯說味是記憶、是生活、是選擇,味是深層次的事,並不止於口腔快感。此時此境,如果珍惜味道,大概所有食家都要成為保育人士,走到最前線捍一間間快要消失的食店小店,對急速變味的香港說不,而不是光對鏡頭咀嚼,或到新店大排長龍後上網站評分。

飲食文化、音樂文化,殊途同歸。踏入2015年春季,籌旗之事不絕:油麻地餐飲奇葩So Boring 開店兩年,在尖沙咀賣九十元一碟郊外油菜之際,它竟有讓食客自由訂價的勇氣;一群年輕人就這樣輪流經營,不想發達開連鎖店,以社區為基礎共同管理這個浪漫小廚房。業權轉手後,租金上揚,水電租按須再交,為續約公開籌款,結果外界反應不俗,成功續租。

那邊廂著名音樂展演空間HiddenAgenda踏進五周年,業主加租一萬,行內龍頭也要叫苦連天。獨立樂團牽頭舉辦兩晚名為Indie Is Dead? 籌款音樂會。Indie 友多義氣仔女,一呼百應,樂隊義務演出之餘兼有義賣,兩場票房爆滿,Hidden Agenda再次避過一劫。

不過,筆者懷疑,究竟於當下提問Indie Is Dead?(獨立音樂已死?)是否有其迫切性?以及這樣一次性的籌款活動,是否就能救助瀕死或已死的獨立音樂圈?Hidden Agenda曾經歷三次籌款活動,頭兩次是因為遭到迫遷,必須短期內籌得搬遷重整動輒十萬元的費用。這次危機卻透視什麼?就是恆常營運收入已追不上租金漲幅。因此,更重要的問題應是「獨立音樂的死因」—— 當我們看到獨立音樂圈半死不活時,並非像宣傳海報聲稱的要「Go Fuck Yourself」,而是要想清楚到底要「Fuck」誰,以及更重要的,要怎樣「Fuck」。

隨便舉數個例子。香港是全球擁有最少電台、電視台選擇的地方,因為牌照與《電訊管理條例》的限制,目前只有三個電台,以及一個半電視台,完全受到壟斷,主流音樂與大眾媒體不是呈勾結狀,根本就是一體。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屢次強迫獨立音樂搞手花費申請「版權音樂短期准許證」,即使玩的全是自己作品,又不涉及門票,即使演出者並非CASH成員,亦無一倖免。

藝術發展局有個藝術範疇代表負責審批撥款,自1995 年以來都是女高音歌唱家費明儀出任音樂代表,雖然獨立音樂應否拿資助是個重要題目,但band友連登記投票選擇音樂代表的資格都沒有。儘管漸趨普遍,街頭音樂表演仍然違法,街頭藝人(Buskers)都是以身試法,公民抗命。孕育最多獨立音樂人的觀塘工業區,在活化工廈、「強拍」九成轉八、市區重建與起動九龍東等等招數夾擊下,工廈或一棟棟倒下,或租金發瘋般飆漲。

坦白說,如果我們承認工廈空間是培育本地獨立音樂的重要元素,那麼,條件上我們已從創意的最高峰無聲地滑過了。

So Boring 與Hidden Agenda 已經是較幸運的一群,有眾多支持者,如果是一般工作室排練室就更難撐了。去年與藝術家麥海珊等人編了《我們來自工廈》一書,走訪二十多個在觀塘區棲身的文化藝術工作者,一年之間,竟然有差不多一半須要搬走,或索性結束。攝影展覽空間The Salt Yard 將於3月後暫停運作、近來醉心木工的街頭文化品牌Start From Zero 再次搬遷、高良工業大廈近十隊樂隊各散東西、獨立製片人小野搬走等等;在瘋狂漲價的日子,難道移動就是我們抵抗市場的唯一方法?

文化只是平常事,香港所有租戶為了基本的生存條件,未來必須共同爭取設立租金管制,避免無理淘汰式加租,還租戶尊嚴。如此,獨立文化界不用再在無數短期租約下擔驚受怕,終止一兩年要搬一次的遊牧式創作生活,才能有機會茁壯成長。一起踢走無力感,為我們深愛的文化藝術付諸行動。

作者為香港文化監察成員

(原文刊於《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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