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頭萬緒，不知道如何說起。昨天鄧建華和吳嘉茜都各寫了一篇《沒有人是孤島》文章，回憶在學生會和學聯時的工作，種種點點滴滴，趁嶺南舉行退聯公投的時機，留下一點文字，和大家一起反思學生組織的工作。
作為一個掌櫃型人物，我在學生組織的工作，其實和想像中風雲變色、前線接陣的學生運動接不上邊。在我當學系系會幹事，負責的職務是學術；在我當學生會會長的時候，關注的學生會體制修章，和因應三三四的學制改革；我在學聯的日子，也只是我休學時思考前路，因安頓關注社會事務志向的學習之處。
就只是一個退休掌櫃從回憶中爬梳一點觀察，清理一點可足稱道之處
合作，去做一件事情
我對學生組織的印象，源自於學系系會的老鬼向我們提過的一件事情。在陳坤耀年代，校方企圖在嶺南推出一刀切的教學語言政策，各個系會聯手反對，舉辦論壇、撰寫評論，最終在陳坤耀校長應邀公開回應，取得今時今日能夠因應課程內容、班內同學意願、和顧及有否非本地學生修課需要的微調安排。
在陳坤耀年代，系會聯手讓事情取得一個相對為之合理的結果。而到了我當系會幹事的時候，從老師消息和開會文件之中，知悉早幾年前校方經已決定，要將文學院性質不同學系，都要統一在『文學院』的名目下收生，到二年級後才分系就讀，實在有感校方不尊重文學院內不同學系的發展，也無視今後學生的取向，所以因此決定在系會任期後出選學生會，跟進學制改革的路向。
承擔一時得失 莫斷往後成敗
不同學科的性質，各有殊異，雖說嶺南大學為著重通識的博雅大學，但也不能就此斷絕各類專科的收生自主，以『文學院』的名目強行老笠。根本的問題，若果顧全學生的取向，各學系收生可能會不均衡，有些學系收生較多，有些收得少；但若反過來固定各系收生比例，卻可能出現明明想修讀歷史，到最後卻讀了中文系的荒謬結局。
因此，在就任學生會會長後，便與校方交涉；學院的評議會和系會也主動介入此事，一如教學語言各系會聯成一線，文學院學生組織也成立關注組處理此事。而校方代表則以『幾年前已諮詢過』、『無得改』、『商學院社科院都係咁做』為由搪塞。
在學生會幹事會和文學院系會合作關切下，才發覺校方根本連二年級時的分科標準也沒有訂好。是單單取決一個學期的成績？抑或中學DSE成績也影響大學二年級選科？若果取決一個學期成績，那麼校方又有提供甚麼共同選科 (COMMON COURSE)？無，因為文學院各科不單學科不同，連研究方法也不一樣，到最後連一個文學院共同課程也整合不出來。
聯手應對，不一定得出甚麼結果，哪怕是不同學生組織都看出問題所在、聯手向校方交涉，數年以來學生組織的空白期，使得我們面對不利境地，被校方以既有程序、多年諮詢搪塞拒絕。從下莊得知，往後幾年這些問題逐漸應驗，當日關心此事的學生會和文學院系會的莊員同學，也早已離開校園、出身工作；這個學制變動，對當日的同學也沒有甚麼影響，只是到最後，付上代價的是現在的同學。
United will stand, Divided will fall
從中應證了資訊的傳播是如何影響行動。時間維度上的資訊承接，是上莊和下莊如何交接學生會事務的資訊。由於嶺南學生會此前經歷多年缺莊，因此到我當年的學生會就職之後，面對的是一個既成事實的局面；相對的是，往後數年學生會出缺比率減少，雖未必能改變校方某些政策，但最少能夠有比較仔細的了解，摸清來龍去脈。
而空間上的資訊傳播，是不同學生組織間的合作。學生會與院會系會為其中之一，學生會與學生會透過學聯這個平台也是其中之一。相較於學生會內部，中央幹事會和各系會院會相較『聯邦式』的合作，有相同的會員基礎、關注範圍的不同與重疊；學聯的平台則是『邦聯式』的合作，凝聚代表不同院校同學的學生會、共同面對所在院校的不同狀況。
當年學制改革被迫合併收生，我正是透過學聯平台交流相關情報，知悉其他院校也曾發生類似情況，而且威脅其他院校部分學系，理解整個狀況的圖像；而一脈相承的是，其他院校的合併例子不單單發生在收生環節，而是合併院系本身，背後的邏輯是適應現時教育所強調的通才訓練，及衍生出來的標準。
由於學聯持續跟進專上教育議題，做學生會的時候，也是通過學聯平台，和其他院校的代表了解學額回撥機制運作，發現往往是校方為了面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要求不同院校交出學額，再供院校提出計劃書去「競投」開辦新學科的需要，而迫使某些學系進行惡性競爭，進行合併、停辦、新增。正正是透過學聯持續累積多間院校的例子，促進交流，令個別院校能夠拼出學界面對的圖畫，拓闊對背後政策的理解。這就是一個常規平台的價值所在。
全憑一寸赤心知
回首過去，完結嶺南學生會任期後以後便申請休學一個學期，原本經已透過大學老師，計劃到國外遠遊，後來未有足夠決心放下香港這個城市，始終留下來了。此後，作為一個間中參與學聯活動，又算不上全然旁觀的人，看着當日學聯朋友的努力，參與遊行的學生隊伍日益壯大，不同院校學生會的旗幟在隊伍中日益顯現，當中不再只有學生會莊員的身影，而不斷有着更多同學的參與；到近年，兩場大型罷課，經已團結到中央莊以外的各個院會系會。
誠然，因應不同同學的取態，學生會作為一支行政內閣，反映着周年大選下有份支持賦權的同學的立場，但不可能全盤地扣合投下反對、棄權，甚或沒有投票的同學的觀點；進而，學聯面對雨傘運動的歷史時刻，整個組織扣合全體同學的期望和取向，也因運動的緊湊而拉近同學與學聯的連結，結果一場運動或成或敗，深深烙印在同學的腦海之中。
然而，在焦點時刻之外，組織的運作始終持續進行，當中有不足的地方，比如某些同學找出以往學聯架構未能理清的地方，又或者我自己當初上學生會莊，也要面對以往學生會傳承中斷的空白局面；但我也不能因為N年前的上莊沒有仔細交代校董會文件，又或空白了三年時刻，就斷言自己要退出內閣，想着自己可以開拓新圖像。
嶺南大學作為成員院校，而我當日又作為嶺南的代表，面對學聯作為一個聯會平台，我始終側重於校內事務和學術課程，未必通盤『瞓身』學聯的事務。但取向不同，不代表側重點外的工作能夠斷然抹殺。一個組織當中的努力，需要長時間看見。
譬如當年乏人關注的國民教育，正有學民、學聯一起，聯結關注教育政策的議員、民間組織，一起預備論述、組織行動，一直由零開始。一段時日下來，準備漸見周全，我們見到越來越多市民站出來反對，終成雨傘革命之前，最大規模的民意彰顯。又或者，雙學提出的政改方案可說是非常進步，但學聯的政治取態只是憑空出現的嗎？當然不是，這是多年來沒有停止過，對政制模式的深入討論。
這就是積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