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3月15日）下午，我們「撐傘落區運動」約十四名義工在沙田火車站外集合，準備分頭進行「社區對話日」活動，包括擺街站、派單張、與市民傾談等等。然而，當我們集合點名後不久，大批警察即把我們包圍，為數共有十七人之多，當時有個別義工已聽到身旁的警員說要查身份證和搜袋，兼且不准離開現場。
警察要求活動負責人走到帶隊警長那邊，之後，就要我們所有義工都拿出身份證給他們登記。
我認為警察的要求無理，便提出：我們都是良好市民，又不是犯法，為何要查我們的身份證？警察說知道我們人數少，不事先申請也不算犯法，但警方有責任預防罪案發生，根據法例他們有權查身份證。
我說：我們知道警察有權，但有權亦要有justification，到底警察是根據甚麼去懷疑我們有可能干犯罪行？警察回答有人在網上呼籲反水貨客，可能會擾亂社會秩序。我說：我們又不是那批網民，亦不知道那批網民是否就一定會犯法，那到底警察為甚麼會認為我們可能犯法？警察曾經提及我們的單張寫著「梁振英、呃住先」，但我追問是否有這些字眼警察就懷疑，他們又說不是。然後警察說，網民有提這個地點，我們今日不要來這個地點就無事。我便說，網上有那麼多網民，其實網民呼籲過甚麼關我們甚麼事呢？警察又曾說我們拿著行李篋、檯和膠棍（掛直幡用），我便說，警察如此做是跳steps，我們的負責人已經很合作與帶隊的警察傾，如果警察一問之下發現很多證據顯示我們正準備犯法，那麼再要求我們逐一交出身份證都說情有可原，但甚麼都未了解就查身份證就完全無必要。
警長問過我們負責人之後，確認了我們無違法行為，而警察們又始終沒說得出make sense的理由為何要查我們每一名義工的身份證，就將我們放行。
我們大部分義工開始分頭落區，餘下數人再繼續向帶隊的警長反映意見，第一點是不應該沒有合理懷疑就要求查每一名義工的身份證，第二點是我們良好市民要被十七名警察重重包圍，其他路經的市民看到會以為我們是罪犯，對我們很不公道，我們本以為警察是來保護我們的，但他們的這些做法只會令我們普羅大眾對警察感到很不滿。
警長回應，說警隊內部有守則，市民沒違法的話，已登記的身份證資料會銷毀。我便說，事實上新聞都有報道，不少市民被警察登記身份證後被大陸無故拒絕入境，他們的共通點是參與爭取真普選活動，我並不懷疑前線警員會無端端將資料外洩給中聯辦，但我們市民是很合理地去推論有些高層曾經如此做。
其實，警察經常動輒登記活動負責人的個人資料，已經有點踩界，而我們民間團體對此基本上都已經很合作，不過今次更加要求登記每名義工的個人資料，實在不能接受，我們答應了就必會增加日後義工落區的心理負擔，因此必須據理力爭，捍衛我們的公民權利。
以今次與警察理論的經驗看，我們除了要了解自身的基本公民權利外，能有義工即時醒目地拿出攝錄機拍攝，警察亦會不敢太過份，還有，臨走前要記緊拿取帶隊警員或者犯錯警員的編號等資料。
應對手法方面，我個人建議不要直接說拒絕警察的要求，或者高聲指罵警察做法不合理，態度上避免予人囂張感覺，尤其記緊不要越說越激甚至情緒失控，以免給予警察口實控告其他罪名，例如阻差辦公、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可以嘗試禮貌地用提問的方法，令焦點和責任轉回警察一方，請警方解給我們這些無知市民聽為甚麼他們有如此要求，潛台詞是：我們都很合作的，不過呀Sir, Madam 你們也要合理喎。
當然，這些和理非非的方法並非萬試萬靈，不過，前線警員其實原本不是我們爭取真普選的敵人，他們也是香港市民，也是我們想落區爭取民心的對象呢，就當與警察理論爭拗的過程也是一個落區對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