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阪神、淡路一帶發生大地震，造成六千多人死亡，四萬多人受傷。地震的陰影猶在，三月二十日，東京的地下鐵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奧姆真理教徒在地下鐵三線共五列列車上，以雨傘戮破盛有沙林毒氣的膠袋，造成十三人死亡、六千多人受傷。教主麻原彰晃和執行任務的五名教徒先後被判死刑，但至今仍未受刑。三名負責接應的教徒已被判無期徒刑，最後一名涉事特別通緝犯高橋克也，也已於兩年前落網。事件至今快將二十年，高橋上月於東京地方法院被控殺人罪，他否認控罪。
此前，九四年的六月廿七至廿八日，奧姆真理教徒便曾於松本的住宅街內散布沙林毒氣，造成八人死亡，六百六十人受傷。教徒作供時承認，奧姆真理教在松本的教團所在地，其業主要求收回土地，雙方提出訴訟。麻原知道勝算不高，所以向有關法官和居民下毒手。
奧姆真理教的惡行，早在一九八九年有前科。出身橫濱的律師坂本堤，畢業於東大法學院，反邪教不遺餘力。他曾說服麻原進行血液測試，因為麻原說他的血液與眾不同，具有異常的能量。結果證明他的血液無特殊之處。這對麻原的聲望十分不利。後來，東京放送又在坂本不知情之下，將他抨擊奧姆真理教的錄像轉交給教團，令奧姆真理教的領導十分憤怒。故此麻原決定鏟除坂本。八九年十一月四日凌晨，奧姆真理教六名幹部，闖入坂本家，先以氰化鉀毒死坂本提十四個月大的兒子，再擊傷坂本夫婦，又向他們注射氰化鉀，最後絞殺他們。屍體分別棄置在新潟、富山和長野三處鄉間地方，至九五年九月才有人發現。
邪教盛行的原因，或者邪教徒的特質（如果有這回事），都不是《地下鐵事件》想要揭露的。村上另外著有一本《約束的場所》，訪問奧姆真理教徒，一般看成是《地下鐵事件II》。對我來說，《地下鐵事件》這本書最清楚展現的，是當時日本社會的病。
二
當時，日本可說滿目瘡夷。正從大地震的災害中恢復，又遇上這令人心靈和肉體都不好受的襲擊。受訪者中，多數人都說遇襲後先出現的反應是四肢無力、暈眩、嘔吐。過一陣子會縮瞳，就是瞳孔收縮，四周的景物都暗淡了，像戴上了茶色眼鏡。接受治療出院後，體力不如前，記憶力也衰退了。有專門接觸這事件的心理醫生說，有受害者在事發一年半後才向他求診。由此似乎可見，日本社會各界並沒以這次襲擊為教材，及時教導市民災後應變和情緒處理。日本位處地震帶，不缺應付災難的經驗，但這次人為的襲擊，似乎非一般人能了解。不少受訪者的反應都是憤怒、不了解，但也有一些人覺得，因為施襲的方法不直接，不是狠狠一拳揍在鼻子上，所以憎恨的情緒無法引爆。
最感動我的訪問，是跟明石志津子做的一段。志津子的記憶力受損了，但無法判斷她會記得和忘記甚麼。不能從嘴巴進食，不能喝水。不能好好的說話。她的哥哥為了照顧她，每隔一天要到醫院一次。下班之後到醫院去，然後趕回家在睡前吃晚飯，睡醒繼續上班。這種生活光是聽到就覺得累了。但他還是堅持不懈的努力下去。
在訪問稿的末段，村上提出了一個問題。不是問志津子的，是收結文章的一個提問：「世上有許多人，向宗教求救。但是如果宗教卻傷害人、破壞人的時候，他們到底該到什麼地方去求救才好呢？」
在不了解當時日本社會的情況下，難以多談奧姆真理教盛行的原因。但村上在字裡行間似乎暗示，這次襲擊的起因是日本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吞下了難以消化的東西。奧姆真理教只是執行的角色，「主謀」是社會。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免去他們的法律責任，而無差別殺人怎樣說也是錯的；把所有東西都算在社會的帳上亦屬不負責任。但在這裡我們不是要分辨對錯；最重要的是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把矛頭指向個人，總會有另一部分人自覺置身事外；指向社會的話，如果能令每人都負一點責任，也許能更有效預防。村上的說法值得參考：
「或許因為所謂奧姆真理教那種『事物』，其實對我來說，並不完全是別人的事。那種『事物』是否採取了我們預料未及的樣式，將我們本身扭曲的形象穿在身上，而把銳利的可能性刀刃直抵我們的喉頭呢？」
二零零八年六月八日，廿五歲青年加藤智大駕駛貨車衝上秋葉原行人專用區，然後下車揮刀亂斬。事件造成七死十傷。這不是證明了歴史不斷重演，而是說明了日本仍然是一個嚴密管理的社會。加藤說，他殺人的原因是「想做一件網上的人都知道的大事」。這年代，網上流傳的事是否就是大事呢？不是，但一件芝麻小事，知道的人多了，便似大事；一件大事，大家都不談不說，就成小事。網絡是這年代最廉價的酵母。單憑表象，難以判斷加藤和奧姆真理教徒的心態是否一致，但他們都是在社會中落單的人。而管理得越嚴密的社會，似乎越容易引起落單的情緒。
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1Q84之後特集~村上春樹Long Interview長訪談》，村上終於比較明確說出他對奧姆真理教的看法。他感興趣的，是事件前後期間，一般人的心理狀態，那種可能潛藏在每個人內心的黑暗般的東西。他不想以簡單的善惡觀念理解整件事。他關心的是組織如何影響個人。一般而言，任何組織都傾向杜絕個人判斷。例如受命施放沙林毒氣的教徒，只要懂得拒絕，拿著沙林袋子逃跑不就行了嗎？但對他們來說，這不可行，因為他們已被訓練成無法自行判斷。這種訓練方法從哪學？村上認為是國家權力。例如納粹德軍屠殺猶太人，希特拉以下負責執行的官僚，一般只關心如何有效率地辦妥任務，並沒有判斷任務本身的對錯。對強權的不滿，村上一以貫之。二零零九年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時，他說，在高牆面前，他總是站在雞蛋那邊。後來世界各地的人都反複引用或曲解這句話，實屬不幸。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