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文提到管理得越嚴密的社會，似乎越容易引起疏離感。怎樣才算是嚴密管理的社會呢？村上在後記中談及對體制和影子的看法。所謂體制（高度管理社會）的運作方式就是把痛苦的感覺加諸不適合的人上。不適合體制就是生病，使他適合就是治療。說白一點，就是「就算高聲主張自己本身的價值，想過自由的生活，世間也不會容許你」。
村上絕非說「因為日本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所以就產生了奧姆真理教這種邪教」。他的重點是希望讀者不要以「我們這邊是被害者、無辜者、正義、正常、健康；他們那邊是加害者、污染者、邪惡、反常、病態」這種姿態，去理解整個事件。以村上自己的經歴為例：他對其他的新興宗教，並不反感，在街上看見他們也不會掉頭離開。唯獨是碰上奧姆真理教徒時，總忍不住要把眼光轉開，不忍卒睹。他覺得這是因為「他們」所抱有的某些東西，正是「我們」刻意或潛意識中，從所謂現實這個層面一直想排除的、自己本身內在的影子部分（underground）。
嚴密管理的社會的弊病，在災難處理的過程中所反映的，就是不能靈活應變。不少受訪者都指出，事故發生那天，從車站到醫院，都沒感到有人在井井有條地統籌。多數傷者都把獲救歸功於見義勇為的車站職員和市民。政府部門、醫院、地下鐵公司，所有我們以為「大到不能倒」的組織，都不能有效控制情況。貌似滴水不漏的社會機制，到危急關頭發揮不了作用；要解決問題，只能倚靠在磨人的環境下仍然秉持常識和判斷力的群眾。
四
「我自己迫切想要知道的，是我們社會腳底下確實隱藏著的暴力性。是我們平常雖然忘記了它的存在，但現實中卻可能存在著暴力，或以暴力的形式出現在現實中的可能性。」
村上在《邊境．近境》一書中，如此述說他寫《地下鐵事件》的動機。麻原將暴力加諸社會，社會所能採用的、最「暴力」的回應，恐怕是死刑。麻原的死刑宣判至今有年，但仍未執行，網上有推測說原因不離以下三項：麻原患了精神病，而日本通常不處於精神病罪犯；同案其他疑犯的案件未審結；擔心處決麻原會引起他的信眾暴亂。
不論原因為何，死刑本身引起的爭議亦不少。事隔多年才處決麻原，究竟是還受害者一個公道，抑或是將倖存者已欲淡忘的瘡疤重新揭開？回到起點的問題是，死刑的意義在於以眼還眼，抑或是其示眾以權威的社會作用？當研究證明死刑存廢與罪案率高低並無必然關係時，如果不希望重複演示國家對個人的壓迫，我們還有甚麼理據去執行死刑？
五
九五年時，《挪威的森林》已造成熱潮。但村上著名小說家的身分並沒有影響受訪者回答問題。村上的誠懇態度、堅定立場，應該能令受訪者放心，也值得社會科學的田野調查者學習，尤其是研究主題較私人和敏感的調查者。村上的立場不是要急著批判奧姆真理教，也不是以替受害者出頭的姿態去查明真相。如村上自己所言，他只是希望盡量把當事人能憶述的細節道出，也把事件前後的人心變化反映出來。就此而言，《地下鐵事件》毫無疑問做到了。
《地下鐵事件》後，村上第一部長篇是九九年的《人造衛星情人》，然後是零二年的《海邊的卡夫卡》。就題材而言，這兩部小說似乎與襲擊事件關係不大。《人》雖然有「離奇失蹤」的情節，但大體來說還是描繪孤獨的愛情小說。一直到零九年的《1Q84》，村上似乎開始將沙林毒氣事件帶來的反省滲進小說中。對神秘宗教的運作，對如何以愛去抗衡世間的荒謬、體制的霸道、以至命運的不可逆，《1Q84》都不缺。從襲擊事件中得到的碎片，對人性的觀察，對體制的鞭撻，村上終於把它以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來了。
六
我沒有經歴過恐怖襲擊。讀過這本書，多少可以理解那種感受。當然理解取代不了感受。但既然人的生命有限，可以憑知覺接觸的亦有限，悠悠長路中，還是得靠一點理解力和同理心，去判斷、猜測、想像那些你可能永遠也無法進入的岔路。
或者人生就像山手線，你可以在任何一站上車，繞一個圈。其間你可能轉到其他線上，走著走著發現自己又回到山手線了。如果轉車的目的，是為了更接近終點，那麼根本就沒有轉車站，因為你不知道哪一站才是終點。
有些受訪者說，根據他們平常的日程，那天本應不會搭上放有毒氣的列車。可能是早起了，可能是接駁巴士誤點了，令他們乘上改變一生的列車。到底哪一樣更令人頭痛：是變幻莫測的偶然，還是無法逆轉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