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不想再談論李光耀，但近日見大家各取所需地去談，取用他對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評論。實在想不到原來網上很多言論都表示對李光耀趨之若騖，我以為香港人會比較接受彭定康那一種相對開放的政治人物；又或者香港人很清楚自己優勝之處在於社會開放。但結果一天下來，留言評論之間，強人政治反而成為了期盼的選項。
當然，出現不同聲音代表人的不同意見，但當梁振英擺出一副『向新加坡學習』的面孔，先有年前『SHOUT AT THEM』對付阻礙政府施政的人，後有今期『VOTE THEM OUT』投走泛民主派；而董建華『碰巧』在李光耀逝世前，『剛好』評論『香港落後新加坡太多』，經已出口術為梁振英的集權路程鋪路。借經濟成果和集權政治掛鈎，往自己面上貼金的情況太明顯了。
(獅城)官方導向 VS (香港)庶民性格
看到有些人稱許新加坡的經濟強勢，反照香港多年經濟轉型失敗。在經濟成就和強權政治的關連底下，進而指香港落後太多，要少說話多做事。但究竟香港所憑藉的價值是甚麼？在上篇文章引述了彭定康的說話，聊聊數句便道出獅城和香港的差異。彭定康大意是，若果港督的角色是跟市民說要不准這樣做不准那樣做，市民都會當你傻子；但在新加坡，不守規則就是一樣需要冒險的事情，要乖乖聽話。
一方是的庶民性格，強調靈活多變，一方卻是相對官方導向。縱然不同人對李光耀毀譽皆見，但對情勢的判斷卻有其價值。對李光耀來說，當年香港令人驚訝的原因是來自於高效率的特性，源自於早年他在香港訂製西裝的經歷，香港的洋服店能夠早上量身下午定裝晚間收貨，體現香港小企業的靈活。但反過來，面對近年香港壟斷而產業單一的模式，李氏的評論則為大企業走捷徑，只試圖在最賺錢的地產業中取利，而缺乏洞見與及創新，沒法跳出舒適圈投資新的領域，而我們都知道，面對經濟轉型，香港在研究投資實在低新加坡太多了。
在此無意強化新加坡人所謂國民性格，偏頗評論。但在一篇網絡文章《一位新加坡公民的告白》中，點出新加坡人是基於對法律的恐懼，擔心挑戰制度：
『罰款文化下培養出來的國民特性，一般人民因為對法律的恐懼，擔心挑戰制度將使自己失去原本舒適的生活，因此都會遵循一貫的辦事方式，不願意突出自我風格標新立異。然而這種自我束縛的思維並不利於社會創意空間的發展。』
反觀香港的經濟模式，早期階段能夠盡顯庶民的靈活特性，別忘記連李氏本人也讚譽有加，只是在他的觀點，不能立時把某地的工作文化全盤移植，而面對今時今日資訊世代轉變，社會風氣需要加以時日轉向；而往後香港的放任經濟卻坐視壟斷而僵化，放任政策成為缺點，但偏偏特區政府堅持『不干預』教條主義，並沒有透過政策手段去保障經濟自由。
(特區政府)官商結合 VS (香港)庶民性格
這裏說的經濟自由是積極促使每一個公民都有免於匱乏、積極發展、發揮所長的資源及空間，而不是資本主義下放任政策造成的遺害。十七年來郁不到這個僵化結構，就是因為既得利益的富豪把持一個封閉制度，鼓吹去追逐新加坡的聲音，不但無視『新加坡是國家主宰資本，香港是財閥主宰政府』的分別，更是反其道而行扼殺香港自身的靈活特性，本末倒置。
可以看看，是誰摧毀販商和匠人？政府和地產霸權。是誰扼殺創新精神、人盡其用、文化積累…這些內化推進經濟的因素？是大企業和壟斷單一發展。盲目投放眼光在新加坡，是捨長取短之舉；現今困局不在於香港人出聲太過多，而是政府做錯事，卻無視市民出聲阻止。反而現在既有董建華出口術在先，更不可讓梁振英借機打『星洲牌』混淆視線。
對中國大陸來說，與其讓香港自由健全發展，倒不如陰乾香港人靈活多變的特性，經濟結構僵化一分，就代表越浪費每一個香港人的才能和頭腦，扼殺每一個香港人能夠自主自立的機會，進而減弱香港人的信心和發揮的空間，社會就越加和諧，畢竟只有愚民政策才有助中共統治安全。新加坡的經濟由政府掌舵，不代表國家體制導向經濟發展是可照抄的對象；應用在香港之中，反而是官商勾結，扼殺庶民經濟特性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