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勞工

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

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
廣告

廣告

【註:本文原刊載於2015年3月2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頁3。該報編輯訂下標題。】

今天的香港旅遊業,客源大部分來自內地,尤以陸路自由行和一簽多行佔多。結果,行業是低經濟附加值,但同時製造大量中低技術職位,有助提高就業人口。經濟學者宋恩榮去年發表報告,估計香港2012年有218,800個職位是由旅遊業產生,當中86,640個職位來自自由行旅客。

如果減少自由行和一簽多行……

假設香港成功爭取減少自由行和取消一簽多行,一定會影響從業員生計。雖然舖租和基本消費價格回落,會吸引新經營者營商和聘請失業者,擾亂社區生活而付出的成本又會下降,但可以吸納多少人,他們能否保持舊有收入,則是疑問。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的張少強博士認為,不只是旅遊業,政府和民間的經濟活動也倚重大陸,金融和跨境基建就是例子。中港融合是政府解決工業轉型帶給香港的衝擊,同時鞏固大中華統一局面的管治要務。他和同事、任教社工系的崔志暉,合著了新書《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透過口述故事,整理香港人如何走入服務工作生涯的年代,描繪他們如何理解生活變遷。他們總結,香港在八九十年代起,走進「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

重溫工業興衰史

我們不時在政府文稿看到香港是「知識型經濟」等名詞,張少強留意到,這些概念跟學術領域提及的「後工業社會」學說一脈相承,但不能準確描繪工業轉型﹕「學界認為香港進入後工業年代。經濟轉型,邁向知識型經濟,經濟會發展、進步。我覺得官方運用後工業轉向,有意無意來自美國學者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理論,憧憬未來,至少願景是這樣。但我的研究和調查發現,現實是『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

Daniel Bell在1960至1970年代,估計未來社會是技術性的科學知識主導的新型社會,取代製造業,經濟活動以服務生產為主,人口多受高等教育,專業及技術人員階級地位提升,重視理論知識、追求科技發展、廣泛採用資訊科技。

香港的確屬於後工業社會,例如服務業佔經濟比重續升,就業人口激增,但沒有實現社會更美好的願景。張少強總結,後工業的後,意思是喪失和沒有﹕「後工業轉型不符理論。香港的後工業歷程是工業北移,短時間內喪失工業,這不是令人升格,工作更舒適,反而是想不到將來,惶恐不安。碰着金融風暴,香港經濟更受衝擊。」舉個例子,本港有83.2%家庭使用寬頻上網,但資訊科技人員佔勞動人口的比例,2012年只佔2.1%,明顯偏低。

為何產業不能升級?

香港在戰前有工業,但製造業部分的發展完全在殖民地計劃和西方經濟活動之外。張少強說,戰後工業來與去,是冷戰結果﹕「戰後香港工業來自上海南來香港,是移植來的,所以工業發展要由上海算起。經驗早在上海累積,所以在香港能短時間起飛。同樣,工業流失是冷戰結果,中國推行開放改革,廠商大舉回大陸發展。國內工業一出一入,成了香港當年的經濟奇蹟。」

以華資為主的工業資本家,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香港的工業以出口為主,通過國際轉包進行原配件生產(OEM),競爭優勢是低工資和低度的產品多樣化,較少着重設計和技術,也不涉及自主研發。香港沒有國防工業,間接減慢與之相關的重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這限制創業家升級至高科技產業。碰上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廠地皮價值和工資上升,廠商減低成本,紛紛北上設廠,或者放棄工業,轉而透過買賣地皮和從事地產金融業賺錢。

回歸後金融危機 促成中港融合

八十年代中期,服務業人口佔總體就業人口比例上升,當時經濟總體增長,可以吸納失去工業的勞動人口。到了金融風暴,香港經濟受重重打擊,特區政府急忙尋找出路,聲言發展產品發明、中藥和科技產業,擴張專上教育。政府進而在2002年及2009年確立四大支柱和六項優勢產業。

縱使提出支柱和優勢產業時,政府強調香港要吸引內地及國際人才、資金和技術,但內地的角色遠超國際。例如在2002年財政預算案列出,「需要增加與腹地,特別是中國內地,在經濟領域的流通,保持香港作為區內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2009年選擇優勢產業時,其中一個條件是,產業能否把握與內地及珠三角地區的合作機會。簡而言之,政府相信中港融合是救命草。

把「工業奇蹟」放在冷戰格局

特區政府一直宣傳,香港經濟復蘇,就是由於背靠內地。其實,經濟融合,香港和大陸是相互依存,例如香港是在大陸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資(FDI)來源地,但鮮有提及,似有放輕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張少強藉香港工業起跌的事例,道出香港在全球政治格局下的位置轉變,香港奇蹟不只是獅子山下精神:

「戰後,無論英國、台灣、美國也把香港定為資本主義的櫉窗,所以要保住香港經濟發展。所以只說香港奇蹟,是忽略國際政治。另一方面,中共要建國,也要維持香港資本主義(例如賺取外匯,促進對外貿易)。香港就在冷戰局勢存在。過往香港在中國和全球世界中間,中國透過香港走向全球世界,全球世界透過香港打入中國。」

縱然張少強認同,香港今天仍然是國際城市,但他觀察到,北京和香港政府也加強宣傳「香港是中國的國際城市」的特質,壓低自身面向國際的一面,例如經常說要依靠大陸才有出路。究竟北京是否真的加強規範香港角色,他未能下定論,只可說這類調子「愈來愈強」。

緬懷工業榮景的Good Old Days

小市民未必感受到國際格局轉變,但會感到工業式微後生活不穩,以及香港特色漸失。張少強透過人物訪談,理解到受訪者不是完全相信大陸愈發展,香港愈繁盛的信條:

「第一,對低下階層來說,大陸開放,拿走我們工業。我卻流失了工作機會。第二,到現在後工業年代,大陸吸走香港經濟活動,例如吸走香港電影工業,全部變合拍片。投資、故事內容全部吸走了,產生身分危機。本土文化不見了。所以現在多麼渴求本土電影。」

今天,大陸掌握相當程度的科學和商業管理知識,有能力自行訓練人才,「海歸」愈來愈多,香港倒過來引入內地專才。因此,當現屆政府再三鼓勵本地青年北上發展,張少強感到困惑,青年北上的空間有多大。如果真的要找專才,大抵會是第三產業的中高層人員,例如在創意產業和金融範疇,屆時香港可能有職位騰空給新一代晉升,但需要時間累積經驗,有機會出現行業斷層。如果大量吸納人才,那就是流失。

經濟盛衰,前景明暗,碰巧與家庭生活軌迹及政權轉換重疊,難免不少香港人會緬懷港英時代的榮景﹕「六○年代出生的人,到八○年代,能讀書的可做白領,就算是藍領,如果有三四名兄弟姊妹,他們和父母就同時出來工作,整個家庭的收入就增大。實質工資可能沒有增長,但他們有能力會做更多東西,例如旅行,生活富足一點,感覺會良好一點。」張少強道出了不少香港家庭的寫照。

無止境追逐學歷

後工業社會,也是知識型社會,提倡高增值產業,科技、金融、商業知識日新月異,加上教育普及化,人們唯有要不斷進修,以知識爭取及保住職位、以至身分地位。新書載有一些專業人士,為取得更高資歷,不斷上課增值。

人有上進心,本應值得鼓勵。但並非人人做到。學歷愈低的人,選擇工作機會愈少。所以他們只能留在低技術而不需高學歷的職業。如果他們留在旅遊零售業,在經濟好景時,薪酬不錯,但就困在長工時。如果他們年紀較大,而且要照顧家庭,他們能抽空進修,增值自己的機會就更低。張少強不是旅遊業專家,但他建議,減少自由行及一簽多行,同時設法增加外地旅客,是緩解政治及社區衝突,同時保就業的方法。

鑑史知今 保持多元開放 陸港雙贏

張少強坦言想不到解決後工業時代問題的方法。他的貢獻是,重新整理香港戰後經濟奇蹟,人人胼手胝足力爭上游的故事,其實有着大國角力的冷戰政治背景。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業北移並衰落,香港進入後工業時代,服務業主導,就業情况兩極,學歷高的專業人士可以改善生活,學歷低的工廠工人就流入低端服務業,面對就業零散化。中老年人懷念過往榮景,反照當下沒有前景的生活。政府在金融危機大力推動中港融合,救了就業,卻埋下政治經濟矛盾的種子。

因此,他拒絕政府故意簡化現况,不是簡單說中國好香港好:「有些好有些不好,有些是矛盾關係,有些有利益衝突,有些有共同利益。政治宣傳沒有辦法,但學者要釐清現實的複雜性質。不要刻意迴避,才是解決問題的起點。」他提倡旅遊業多元客源,在我看來,正是提醒我們,處理自由行要兼顧政治經濟後果,不能只看一面。更重要的是,多元客源有利香港保持國際面向,保持多元開放的思維和眼界。大陸亦能借助香港這個國際城市,進一步連接世界。

後記:怪獸家長,身不由己

訪問尾聲,我問張少強有沒有東西要補充。他沉思了一會,原來他想起兩個女兒。著書時,他反思後工業社會的影響力,遠至下一代。他稱自己不是怪獸父親,但他理解怪獸家長的動機,並希望大眾明白,這不全是家長個人問題。學習猶如提早接受職前訓練,這是後工業年代,工作和生活不再安定的對策﹕「不催迫就不能殺出重圍。在文職世界,人們要找更高學歷來爭勝。那邊廂,幼稚園、學前班向家長說『唔好輸在起跑線』。這是在後工業轉向,經濟單寡的困局,激發政治及階級角力,再投射在孩童年代。這教人可怕。人應有天真時間。沒有東西比童年更寶貴。」

問:易汶健

社會學畢業,近來研讀香港史,並到處找人討教談天。留意到關心本地政治角力的人多,關心勞工和產業轉變的人少,唯有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找資料。訪問期間得知張少強有份編輯該書,並希望為經濟研究添加人味,輾轉成了新作。

答:張少強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力從事香港研究,反省(後)殖民主義、國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並扣連民間生活故事,發掘歷史主體的來源。最近與同事合寫《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