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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粵語的政治(一):作爲統戰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的粵語

粵語的政治(一):作爲統戰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的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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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至8月,廣州市民因不滿市政協一份旨在將廣州電視臺頻道的主要播音從粵語改爲普通話的提案而發起捍衛粵語運動,部分年輕人數次走上街頭「撑粵語」。雖然事件隨著官方的壓制和官員多次出來解話重申政府無意廢粵而告一段落,「推普廢粵」之爭幷無因此而終結;人們對「廢粵」的擔憂有增無减,每一次地方政府關于語言政策的規定及相關傳聞都能在穗港兩地激起漣漪,近一年來香港關於「普教中」的爭議更引起不少港人對「推普廢粵」的恐慌。然而「推普廢粵」之說是否爲廣東官員所講的「僞命題」?

在廣州,以粵語爲載體的本土文化的踪影隨處可見,當地政府也一直重視嶺南文化和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這是否意味著市民對粵語被廢除的焦慮是杞人憂天?但若焦慮是真實存在,則此焦慮多少反映了某些或顯或隱的歷史變化和社會意識。本文將圍繞推普政策的前世今生及其在廣東的效應以剖析粵語在當代的命運,並試圖描述香港因素在廣州人反對「推普廢粵」中的角色及其政治意涵。本文認爲,粵語的生存空間從來受制於政治角力,當代粵語文化在中共的統戰與推普的張力間蹣跚前行;穗港兩地的公民參與狀況將决定粵語的未來。

作爲統戰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的粵語

雖說粵語保留不少中古音韵而得詩詞聲律,但粵語作爲書面語的表現力一直停留于詼諧和市井[i],相較之下,明清時期用北方官話寫成的小說更具文藝色彩,流傳範圍也更廣,不少作品在後來的白話文運動中被奉爲中國文學經典。而正是經過白話文運動,憑藉新派文人的書寫實踐,作爲書面語的北方話獲得難以動搖的主導地位。

不過,白話文的流行不意味語音的統一,北方話後來發展成共同語離不開政治操作。在晚清國族打造的進程中,推行共同語被提上日程。1911年清政府首次把「官話」稱爲「國語」;入民國後的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議定出「以京音爲主、兼顧南北」的標準國音;1920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又議定出「以北平讀法爲標準音」的「新國音」,而這時正值北洋政府與廣州軍政府對峙之時。在新文化運動的强勢影響下,廣州政府幷無拒絕國語推廣,但亦無積極推行的舉措。[ii]1924年黃埔軍校創辦,大量「五四」青年南下參與革命,爲便于溝通和國家統一而使用和推行國語水到渠成,但國民黨「二大」的會議語言却是粵語,這反映當時國民黨中的粵系通過語言爭奪革命正統,粵語也罕有地直接成爲權力鬥爭的武器。[iii]到了1928年北伐成功,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成立,北平方言編入字典、教科書,國語運動再次起錨;但就廣東而言,直到1936年廣東政權瓦解,國語運動才開始「南下」。

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導下的國語運動幷沒有得到有效推行,這弱勢政權不僅受制于軍閥割據和日軍外侵,而且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要把握中共初時的語言政策首先要瞭解那些創黨的激進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同國語運動相比,錢玄同在《新青年》提出更徹底的「漢字革命」:廢滅漢字,改用「世界語」。[iv]爲了實現「世界語」這一宏圖,過渡階段的主張即「漢字拉丁化」。創建中共的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都是漢字拉丁化的積極擁躉,他們認爲漢字難識難寫,阻礙知識普及,是「腐毒思想之巢窟」;而拉丁字母則相反,不僅好掌握,更有利傳載新事新理,推進社會進化和「世界大同」。[v]但漢字是象形文字,拉丁字母是拼音文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要拼誰的音?取道蘇聯的中共在此與白話文運動分道揚鑣。瞿秋白等左翼知識分子抨擊「五四」白話文成爲一種「新文言」,認爲漢字是不能承載人民聲音的死文字;而爲了可以真切表達人民的心聲,必須「我手寫我口」。但大江南北有這麽多方言,爲何以北方話爲標準語音?于是他們反對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的資産階級國語運動,認爲此種依靠政治權力的國語統一化違背語言自然進化的規律,真正的共同語只有在地區方言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形成。1930年瞿秋白赴蘇聯與蘇聯漢學家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中的原則就包括這一條:「這種拼音文字拼寫的不是文言,也不只以北京一地方言爲標準的‘國語’,而是各大方言區的大衆口語」。[vi]1935年,以魯迅、陶行知爲首的左翼知識分子在上海成立「中國新文字研究會」,呼籲國人積極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使它成爲推進大衆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vii]之後各地知識分子致力于方言拉丁化,制訂出上海話、蘇州話、廣州話等新文字方案,幷通過開班講學、出版書刊等方式推廣。

20世紀30年代隨著抗日救亡的聲浪越來越大,中共在「白區」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幷爭取到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綫。至上海淪陷,大批文藝人南遷至廣州,繼而香港,從而在華南形成一個抗戰文藝網絡。中共知識分子四處聯絡,通過成立團體開展討論、辦刊撰文等形式擴大統戰範圍;左翼影人投入電影製作,使一向被認爲是粗制荒誕的粵語片更具左翼電影的現實色彩。[viii]經過19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大衆語」和文藝大衆化的討論,再加上抗戰所激發的民粹意識,左翼文藝人開始注重地方形式,在創作中注入方言拉近與民衆的距離。戰後留在香港的左翼文藝人響應自延安始一直到華北「解放區」的文藝「大衆化」之路而發起方言文學運動,把粵語書寫推向一個高峰,更得到中共知識分子茅盾、郭沫若的全面支持。[ix]運動期間催生不少粵語書寫的作品(如黃谷柳的小說《蝦球傳》、江萍的《馬騮精》、陳殘雲的《小團圓》等)多運用大量俗語,突顯革命意識形態之餘也充滿地方民間色彩。至于粵語片,中共知識分子透過左派報刊寫影評影響輿論,左翼粵語片影人在革命意識形態的輿論氛圍下于1949年在香港發起「粵語片清潔運動」,檢討粵語片只爲利潤而粗製濫造。其後左翼影人多在中共資助下拍攝了多部合乎革命意識形態的進步電影,當中最爲轟動者是由蔡楚生、王爲一執導的《珠江泪》,其寫實風格和文藝氣息影響了之後的香港粵語片製作,大大提升粵語片的質素。1950年代隨著中共統戰策略的改變,香港左翼影人的創作較少意識形態先行,倒是更現實主義地反映香港平民的日常。[x]

由此觀之,中共在執政之前不僅不壓制方言,反而因其貼近群衆經驗而加以利用開發,方言因而具備革命意識形態的階級屬性,在現實中成爲中共統戰和意識形態宣傳的工具。執政後這種局面有所改變,比如《人民日報》先是强調「統一民族語」,後强調「語言的規範」,要求「低級形式的方言必須服從高級形式的共同語」。但至少在廣東,粵語因其爲港澳和海外不少華僑地區的通用語而仍然存在不可替代的統戰價值。即便在1956年全國推廣普通話以後,粵劇、粵語話劇照樣推陳出新,配合中共政策對民衆進行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廣州的電臺繼續保有包括說書、粵曲等粵語節目,廣州的電影院繼續放映香港左派粵語片。[xi]1958年建成的珠江電影製片廠雖然主要拍國語片,但爲統戰需要還是出了一部獲得打破時空局限之成功的喜劇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該片僅在粵港和海外放映,其十足的市井味搏得觀衆喜愛。然而好景不長,各色粵語文藝多數都在「文革」裏消音,當時能進入廣州公衆視野的恐怕只有粵語樣板戲。1973年珠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粵劇電影《沙家浜》便是典型的文革樣板戲。

改革開放後,毗鄰港澳的廣東成爲經濟發展的「熱土」;憑藉香港的經濟和流行文化的輻射力,粵語成爲强勢語言,支「魚骨」天綫收看香港電視更成了珠三角一帶廣東人的生活習慣。在這個環境底下,廣東的電臺、電視臺爲了引導輿論,爭奪流失的觀衆,采用粵語播音是必要條件,珠江頻道和廣州頻道在1988年也正式獲國家廣電部特批使用粵語播放節目。但是,如何才能抗衡香港電視的影響?當年廣東電視臺台長劉熾到香港無綫電視臺考察取經,得到無綫劇集監製李添勝醍醐灌頂:電視劇是漢堡包。此後廣東電視臺製作幾部模仿香港電視劇、能够迎合廣東大衆口味和消費習慣的劇集,挽回了收視。[xii]如果說1930年代的「文藝大衆化」講的是如何表達大衆心聲,用大衆的語言動員大衆參與鬥爭,現時代要考慮則是如何討好大衆(儘管這「大衆」背後往往是作爲其代言者的政黨組織及其意識形態)。到九十年代,中宣部强調電視劇的「主旋律」,廣東電視劇放弃了與香港競爭的市場邏輯;但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時代的來臨,廣東的電臺、電視臺在受限制、受審查的條件下進一步擁抱市場邏輯,轉向主打貼近市民生活的時政節目和反映當地本土、通俗文化的紀錄、娛樂節目,奪回了一度被香港電視壟斷的收視率[xiii]。粵語籍著這個市場保住了作爲珠三角地區主導語言的地位。

總結起來,粵語走至今日能够在珠三角地區的公共場合中被廣泛使用,離不開特定政經環境及語言文字觀的作用。北方話成爲如今「普通話」有文化優勢、使用人口數量優勢等非政治的因素的作用,但這些因素若放到歷代政治變遷的大歷史當中也非與政治力量的塑造無關。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是近代國族打造的邏輯結果,却受到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挑戰。對建政前的中共而言,與國語運動的衝突既是在理論上,但主要還在政治現實上。不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知識分子關于「拉丁化」、「大衆語」、大衆化文藝的討論還是讓方言的生存獲得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這使得地區方言在建國以後繼續服務于党國宣傳;而粵語的地方形式更在統戰方面持續發揮作用。然而,在一輪又一輪的党國打造進程中,作爲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的推廣壓倒了方言發展,乃至對方言的生存構成威脅。

參考:

[i] 參見李婉薇:〈在命定的張力中前行 ──回歸後粵語寫作的危機與生機〉,《字花》,49期(2014年5、6月號)。

[ii] 1920年北洋政府頒布國語教育令,廣州市教育局也因應成立國語講習所,部分學校采用新式國語教材,但在政治形勢和粵語環境制約下,這些革新幷無帶來幾多改變,師生用粵語誦讀白話課文,官府、士紳和不少家長更是抵制白話文教學。見〈民國初廣州國語教育推行難 新舊教育碰撞激烈〉,南方網,2013年09月17日;喻忠恩:〈嶺南國語教育重鎮:廣州市立國語講習所〉,《紀念〈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論文集》,2009年。

[iii] 參見金以林:〈地域觀念與派系衝突——以二三十年代國民黨粵籍領袖爲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6月。

[iv] 1918年4月錢玄同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明確倡議以Esperanto (世界語)取替漢字,隨即引來一系列的討論和回應。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六號,第四卷第二、四號,第五卷第二、四、五、六號,第六卷第一、二、六號的通信欄。

[v] 陳獨秀雖對錢玄同用「世界語」取代漢字的方案有保留,但亦主張廢漢字,提議改用羅馬字母書寫漢語。見《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

[vi] 百度百科「拉丁化新文字」詞條。

[vii] 〈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生活知識》,1936年,第2卷第2期。

[viii] 吳定宇:〈論華南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ix] 劉進才:〈從「文學的國語」到方言創作〉,《文學評論》,2006年04期。

[x] 易以聞:〈回溯:從《珠江淚》看左翼電影與粵語片〉,主場博客,2014年8月15日;沙丹:〈政治光譜中的文藝變革:建國前夕香港左派影人的活動及影響〉,《電影藝術》,2012年04期。

[xi] 可見于1950年代《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的信息欄。

[xii] 張木佳:〈廣東電視風雨十八年〉,《粵海風》,1997年01期。

[xiii] 關于廣州近廿年來的收視狀况參見楊德建:《媒介地理學視閾下珠三角電視媒體演進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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