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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仇恨以外的存在焦慮——讀韋勒貝克的《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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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仇恨以外的存在焦慮——讀韋勒貝克的《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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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2月1日星期日明報。此版本略作修改。)

Michel Houellebecq, Soumission, Paris: Flammarion, 2015.

「法國不是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也不是不寬容(intolérance)。」法國總理瓦爾(Manuel Valls)在《查理週刊》謀殺案後道出此話,表明跟韋勒貝克劃清界線,極力避免像坊間媒體批評韋勒貝克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e)。韋勒貝克的新作《屈從》(Soumission)發行當天,巴黎就發生了震驚全球的《查理週刊》謀殺案,由於兇手是穆斯林,於是不少媒體都強調他的作品和伊斯蘭教的關係,甚至批評他渲染伊斯蘭恐懼症。鑑於社會氣氛緊張,韋勒貝克的新書發佈因而延遲。他在德國的新書發佈會上就這樣回應媒體對他的指責:「我們有權寫一本恐伊斯蘭的書。」小說的書名Soumission,除了指屈服、服從之外,也可以是阿拉伯文Islam(伊斯蘭教)的法文翻譯,意思是自願地服從於真主阿拉,穆斯林的意思就是服從於真主的人,即是信徒。如此明顯的指涉宗教,到底韋勒貝克這本書是否真的如批評者所指,表達法國人對伊斯蘭的恐懼?

孤單的弗朗索瓦

首先,讓我們簡短地回顧小說內容。故事以第一人稱敍述,主人翁名為弗朗索瓦(François),是一名任教於巴黎索邦大學的男教授,專研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于斯曼(J. K. Huysmans)。他現年44歲,完成了博士論文後,一直在大學任教。但是,他和身邊的同事關係疏離,沒有長久的伴侶,多年來不斷搭上女學生,直至瑪里亞姆(Myriam)出現。可是,隨著2022年總統選舉逼近,法國很可能首次終結過去幾十年一直以來的中間偏左和偏右的對決,變成由極右派和穆斯林代表對決,國內氣氛漸趨緊張。瑪里亞姆是猶太人,她的父母擔心極端派首次上台,會有排猶政策,於是舉家遷往以色列展開新生活。就這樣,一直對政治毫不熱衷的弗朗索瓦,卻因政治氣候轉變而失去了令他朝思暮想的情人。
政治和宗教的鉅變

選舉過程中不同地區都出現暴動,政府消息和新聞突然都變得不可信。左派為了對抗極右派而全力支持穆斯林候選人穆罕默德.本.阿巴斯(Mohamed Ben Abbès),結果本.阿巴斯當選,成為法國首位穆斯林總統。法國出現前所未有的轉變,索邦大學要求教授改宗伊斯蘭教,社會上越來越多女士穿戴面紗,不少人開始轉向一夫多妻的婚姻。弗朗索瓦暫時停止了刻板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感情亦無處著落,於是光顧妓女排遣鬱悶,並離開巴黎作短暫旅行。他尋訪中世紀古鎮羅卡馬杜(Rocamadour),又重訪利居熱(Ligugé)著名的聖馬丁修道院,于斯曼當年就在此地退修,並歸向基督教。此刻,法國和弗朗索瓦身上同時發生了鉅大的轉變,他一生中首次打開了宗教的疑惑,並重新燃起對于斯曼的研究興趣。在羅卡馬杜的聖母院裡,他望著黑色聖母(Vierge noire)而表露宗教情感:「我感到我即將完全消失,最終我置身於奇異的狀態裡,聖母看似升了起來,高過其基石,在大氣中變大……」。(頁169)他返回巴黎,和信奉伊斯蘭教的索邦大學校長雷德爵(Robert Rédiger)教授討論後,最終歸信伊斯蘭教。

抒寫動物性的欲望

讀者自然疑惑,弗朗索瓦四十多年的人生裡不曾有信仰,而且研究歸宗基督教的于斯曼,為甚麼會突然信奉伊斯蘭教?是因為索邦大學以三倍薪酬重聘他嗎?還是貪戀穆斯林一夫多妻的生活,好安頓孤單的人生?還是對伊斯蘭教的教義有深刻體會?一如韋勒貝克過去的小說作品,主人翁的動機總是可以有雙重的理解。法國只有甚少專門研究韋勒貝克的學術專著,文學研究者維亞(Bruno Viard)教授前年出版了《米榭‧韋勒貝克的多種抽屜》,就提出這個雙重解讀的主張,「惡毒的」和「親切的」韋勒貝克同時存在於作品裡。從弗朗索瓦猜度其同事史蒂芬(Steve)的婚姻,又觀察到校長雷德爵的多位妻子,一位年長的負責家務,另一位年青的就「幹別的事」,讀者不難聯想他純粹為了大學教授的豐厚收入和一夫多妻的生活,所以信奉伊斯蘭教。這樣,他不過是純粹享受性欲的一台機器,甚至是保守的父權捍衛者,跟伊斯蘭教義全無關連。如同《無愛繁殖》(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裡的男主角米榭(Michel),這是「惡毒的」韋勒貝克,把最動物性的支配欲望表達出來。

發掘存在的焦慮

然而,我們同時觀察到「親切的」韋勒貝克,令弗朗索瓦這個人物變得更為立體、更真實。一方面,他人生中最大的愉悅來自情人瑪里亞姆給他的愛和性滿足。自從她離開後,他日夕思念,當看到她的電郵不再稱呼他為「我的甜心」(頁184),他就感到無比失落。即使再去尋訪妓女,但實際上他「已不再感到愉悅」(頁186),即是說肉體的滿足根本不是他渴望的愛,而他逐漸接近伊斯蘭教後,甚至連肉體的滿足也變得乏味,書中再沒有直接的性愛描寫,可以說他變得不像一個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校長雷德爵向他解釋伊斯蘭的精神,可說啟發他感受宗教的情懷。雷德爵轉向伊斯蘭教之前,早年在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撰寫題為《作為尼采的讀者蓋農》博士論文(頁245)。蓋農(René Guénon)在歷史上真有其人,是法國靈性主義(spiritualisme)哲學的代表,深受東方伊斯蘭哲學所吸引,早在二十廿紀初便赴埃及開羅翻譯和引介東方思想,而尼采同樣受叔本華參照的佛家思想所啟發,所以雷德爵便彷如引領弗朗索瓦走入伊斯蘭世界的提燈者。雷德爵這樣向弗朗索瓦解釋《古蘭經》:「人類最高的幸福在於最絕對的屈從」(頁260),女人對男人的屈從,人類對真主的屈從。伊斯蘭的屈從,是如其所如地接受世界一切,包括佛家斷定世界的苦痛和基督教的罪惡。

個人和社會的崩解

當然,我們不必認同雷德爵對《古蘭經》的歪曲,可是正因為宗教對幸福人生的追求,才足以令弗朗索瓦接受自己千蒼百孔的人生,不懂得去愛人,痛恨其父母,對社會政治冷漠等。「親切的」韋勒貝克令我們再度認識人性中的怨恨和罪惡,深刻地體會人生在世無家可歸的悲情。眼看著情人離去,一段又一段戀情隨風而逝,步入中年身體開始衰老,母親逝世但仍舊對她懷有怨恨,社會政治鉅變又束手無策,弗朗索瓦曾經彷徨地問:「我已經無法為自己而活,但我又曾為誰活過?」(頁207)維亞教授認為,這是韋勒貝克多部小說的一貫主題,關注那些怨恨生活的人。他們控訴法國68學運高舉的個人自由,個人自由不能帶來愛情和性的愉悅。瑪里亞姆對弗朗索瓦的依戀,最終敵不過和家人一起離開法國重過新生的家庭樂,愛情和家庭兩者正是弗朗索瓦無能為力的東西。但這不等如說屈從於人類的動物性本能就會幸福,就像弗朗索瓦自由地揀選妓女並不感到快樂。韋勒貝克筆下的人物,總是無法享受愛情帶來的幸福,童年的家庭溫暖,社會人際關係的和諧,是無法修補的個人和社會崩解。

宗教不是幸福所在

既然人生和社會一切支離破碎,全書以「我將沒有甚麼可以後悔」來終結,就成了弗朗索瓦「屈從」的結果,坦然接受世界。這是不是說伊斯蘭教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答案可以說是否定的。弗朗索瓦重返索邦大學,又可享多位妻子,表現上看來名成利就,可是小說越到末段則越少描寫愛情的愉悅,雷德爵的妻子似是奴婢多於情人。比較小說前半部描寫弗朗索瓦的女同事瑪麗•弗朗索瓦絲(Marie-Françoise)和其丈夫阿蘭•坦納(Alain Tanneur),兩人的婚姻似乎更令人感到家庭的溫暖,而且阿蘭非常尊重太太的學術事業,擔憂穆斯林執政後影響她的學術生命。加上,讀者可以推想,如果弗朗索瓦滿足於一夫多妻而不再追求愛情,甚至大學職位的穩定收入蓋過了學術的興趣,那麼這種社會制度會否只不過如同動物性欲望的滿足機制?外在的制度又如何能令人面對孤獨和衰老?

道德和政治的寓言

嚴格來說,《屈從》這本小說並沒有鼓勵讀者去仇恨伊斯蘭教。一方面書中談到穆斯林執政後,罪案、失業率、財政赤字減少(頁199),而且令北非各國都融入歐盟,國際間的和平指日可代。另一方面,韋勒貝克卻極其誇張地設想法國的轉變,廢除百多年來的政教分離法律,完全脫離現實,與其說令人恐懼,母寧說成功地建構一則「道德和政治的寓言」,其意在於諷刺那些政治和宗教的保守派,質問讀者:返回父權和宗教一元獨大的時代會否更幸福?回到公元八世紀查理•馬特的年代(頁148)或羅馬帝國(頁289)會否更理想?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為強大的帝國、統一的社會和宗教秩序,不過是另一種方式來遮掩人生的存在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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