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讀者如覺得「too long can’t read」，請參閱〈黎民大法〉一文即可。
這世代，處處突顯庸俗、歌頌庸俗的人，是偽痞。他們批判高尚，因為低俗才是著地。他們希望動員低下層的普羅青年，故以為用一種極端市井的語言策略，即可平易近人。可事實並非如此。
為了顯示自己與群眾的零距離，恐怕還得收起自己的大學學歷、八級鋼琴證書、否認曾熱愛詩歌與文學，在沒有性慾的日子對著大胸女子的照片意淫好向兄弟交待。而品評一個女子的身材體形，更是埋堆的捷徑。言語極盡尖酸卻不見得辛辣，意在截止思考——因普羅不必不需也不能夠。
還記得碼頭工人罷工，詩人陳麗娟在場唸詩支持，網絡上偽痞大力批評蔑視，在場工人卻專注傾聽，試圖了解詩人在空氣十字打開的一個美學世界。此一種機關算盡的，稱兄道弟的言論策略，內藏著深深的階級歧視。
也在《立場新聞》看過一篇某得獎藝術家痛罵其他得獎人因讀得書多，是知識分子才得獎，而標榜自己沒有多想，隨心而為，覺得漂亮就可以了。而我一看那個「離地」的知識份子藝術家，作品關心海嘯的受難者、為見妻子而破壞自殺行動的神風敢死隊員、關廠工人的廢墟回憶等——心靈廣闊而被指控為離地。是的，批判藝術知識化好似大快人心，但只不過是因為時移世易，新的道德高地名為「庸俗」。
網絡寫手一句「藝術綜援」，掀起對罵。驚見心愛的鍾玲玲也牽連——有人在「一人一相撐香港文學」活動專頁上傳《玫瑰念珠》一書照片，網民留言謂︰「藝術綜援」、「文人自瀆」、「節省少少」。人家分享《玫瑰念珠》便是自瀆，真教人怒不可遏。擁抱自瀆，網上互瀆，有瀆一同，以瀆會友的人，竟好意思指人自瀆！
請留鍾玲玲一片清白。
某日在街角遇見一個垃圾婦，在翻倒垃圾找尋鋁罐。她梳得一頭整潔的髮髻，耳上插了一朵半謝的百合。她本不必愛美的，街上無人看見。她是為誰而愛美呢﹖
回想起來，要不是那朵百合，我根本不會駐足。
偽痞可肆無忌憚地講粗口，這是最新的階級身份所容許的。窮人不過是想在苦難之中，還有一點點值得讓生命多活一天的物事。那也不許。
積下口德啦，屌你老母。
後記︰
「他們或多或少處在一個反抗社會的低賤地位，或多或少過著一種朝不保夕的生活。」
「他在首都聚斂每日的垃圾，任何被這個大城市扔掉、丟失、被它鄙棄、被它踩在腳下碾碎的東西，他都分門別類的收集起來」——班雅明論詩人／拾荒者
因為墳總一篇文，指政府資助文化會「養懶人」，令文化圈腐敗。因為沒有說明「懶人」是誰的關係，所有曾獲藝發局資助的文人都只能「對號入座」，硬食死貓。
早有人指出，藝發局那丁點印刷費資助，實在沒有養起過誰，更不足以讓人稍稍安逸。我認識的受資助人，往往是如坐針氈——文學雜誌要證明自己的「文學性」、社區藝術本應札根，做兩年便要「換個新團體試下」，獨立電影一搞得有起色即被削資助。
「藝術綜援」這個詞的眨意是多重的，此劍一殺窮人、二斬文人。但它也巧妙地把詩人與拾荒者連在一起，他們恐懼的，是否給了拾荒者綜援，拾荒者即不再拾荒﹖我想起胡凱晴作品「婆仔數」。
文化與文學的體制化，是值得討論的。一位我喜歡的台灣作者黃湯姆，本身是一位水泥工，同樣批評藝術資助︰「扣除萎靡的文學出版與文學媒體，當代的文學與藝術，靠各種形式的出版補助與官方包案苟且存活…… 我們可以在更大的文化生產脈絡中檢視這一切所為何來。全球化時代，文化被資本主義包裹進純粹工具性的經濟體系之中，用以全面改造人類的生活方式，用以宣傳新自由主義的美好情調，於是文化成了利潤龐大的傳播事業，於是藝術成了階級壟斷的符號資本，這一切才造成了現代性下人的意義的消亡，在地之上的流離，與我們情感的薄弱。」
黃湯姆是真痞，水泥工出身，但並不因此蔑視文字，鬥爛鬥賤。仍然願意，好好把問題說清楚。
有關自瀆
「文人自瀆」，可算是引爆此一意氣之談的句子。但細想之下，那種憤怒可能不過「自瀆」意象的某種條件式反射。文人為何不自瀆﹖在書寫之時設想無數雙眼睛審視，搖晃中的筆桿帶來快感，的確是自瀆，而我們終要面對流淌於桌上的一灘作品。在高登仔「成地精」等等偽痞話語中，因過於貧乏的語言及缺乏情色文學，甚至不能描述「射精」。
「他腦海裡的帆船恬靜地漂浮，無言地遊走，浪盪到不知名的漩渦裡去。在最後的痙攣中，他呼出大口氣，眼神和體液同時擊中天空最遙遠的星星。星星，殞落了;帆船，沉沒了。」——紀大偉〈儀式〉
我甚至忘記那些青春期的潮熱炎夏，把書捧在手上閱讀而不顧得內褲上的精液痕跡——我發現文學的經驗大概與發現性器的時候相似。
有關柄谷行人
「以今日的狀況，我想，文學已經不可能發揮昔日的功能了。但即使現代文學就此收皮，『推動』我們的資本主義與國家運動仍會持續，繼續破壞人類的生境。反抗固然是必需的，但我已不敢期望文學能在這反抗中起什麼作用。」
有人引柄谷行人此段來「罵醒鄧小樺」，指文學之失去攻擊性。柄谷行人1980年出版《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自99年起辭掉手頭上的文學工作，在2005年發表《近代文學之終結——柄谷行人的現在》一書。其實此「現代文學終結論」，在鄧小樺任編委的《字花》第42期剛好有討論過。
「我寫作此書（《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是在1970年代後期，後來才注意到那個時候日本的「現代文學」正在走向末路，換句話說，賦予文學以深刻意義的時代就要過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會狀況之下，我大概不會來寫這樣一本書的。如今，已經沒有必要刻意批判這個「現代文學」了，因為人們幾乎不再對文學抱以特別的關切。這種情況並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國也是一樣罷︰文學似乎已經失去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不過，我們也不必為此而擔憂，我覺得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文學的存在根據將受到質疑，同時文學也會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柄谷行人（2003）
在2011年，柄谷行人接受小嵐九八郎訪問時，就嘗言︰「我從很久以前就想離開文學了。1980年代曾經一度放棄文學批評; 但那時卻生了一場病。因此我覺得，或許對我來說，畢竟不能沒有文學。」 —《柄谷行人談政治》（2011）
徹底的庸俗化，徹底的蔑視權威，打倒高尚與絕對，在距60年代將近一甲子的處境下，仍能令偽痞自以為跨過了其實早已不存在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