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香港如何應對中國大陸？在李光耀逝世後，相對於對其內政評價的差異，人權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褒貶不一 ( 在筆者角度是假對立，不贅 )，在外交上的評價倒是相對上一致，在鄰國環伺中建立國防力量，並在大國政治中平衡，很多人稱許他的實用主義，視之為高瞻遠矚。
當然，他的時局點評之所以值得關注，就是冷靜沉實地坦白指出各種威脅、影響勢力消長的因素。這些點評亦有涉及香港，明確指出對香港的威脅，也提醒誰是香港人的老闆 - 兩條命題的答案都是中共。但對香港人來說，問題不在於身為第三者的他，對中國和香港的判斷是否精確，而在於香港人的處境不足以平衡身段，必須有所取捨。
『實用』和『現實』
在李氏實用主義底下，沉着應對英國逐步退出遠東所做成的權力真空，政治上取決西太平洋美國發揮的作用，也透過經濟投資並行保持距離以相當程度上交好於中國。他的國家地利上扼守海峽要險，也積存經濟實力加強在東南亞各國的地位。
他清楚點評中國不會在香港民主問題上會作出任何實際妥協，因為中國不會接受香港的民主化過程會影響中國大陸，而西方國家在這個議題上向中國施壓，在經濟利益和地緣威脅拉扯下，也僅止施壓而已，重要的是對華的外交博奕能夠平衡利益與安全兩面。世上其他大國不會冒險為香港這個城市而頂撞中國。
他的國家，遠在中國數千公里之外，明暸東亞巨人崛起會打亂勢力均衡，而尋求平衡之道。但對香港人來說，中國更加是實實在在的威脅，一個扶持社會不公以造就財閥統治夥伴的國家，一個對經濟城市加以利用和吸噬的宗主國，香港在中國的主權下，地理上只有一河之隔，就沒有可能一邊抵抗中國大陸的負面影響，一邊可以和大陸經濟關係中取利。
實用觀點能夠讓人看清局面，但唯有配合政治上的目標，才能有真正的現實價值。於新加坡來說，實用觀點和現實價值能夠平衡，但對香港來說，兩難困境令『實用處世』和『現實有利』兩個方向偏偏背道而馳。
堅持換來打壓 軟弱等待陰乾
中國大陸與香港局面是力量對比懸殊。對其他國家來說，還未到直接面對政治上的天朝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實力提升底下，尚且要迎之拒之謹慎拿捏；而香港的處境，是中共專政太近太大，我們的實力也被陰乾，長遠而言是被取代；只能有兩個選擇：如果我們接受實用觀點，我們則要接受誰是老闆，今時今日就投靠共產黨去，放自由行也好無普選也好，我們也乖乖聽話，很顯然，香港沒有甘心認命。但反過來追求一個現實有利，不，應該是生死攸關的目標：民主和自治，企圖拆牆鬆綁，則會面對被對方打壓。
對香港最有利的安排，早在1982年之前，就要憑藉香港和中國力量對比最有利時候，就為我們拿下一個最有利香港的協議，但我們沒有，也不能如此做，因為香港前途是中英談判處理的事情，不容香港人插手。對中共而言，香港不是利益綫，而是主權綫，一個關乎收回殖民地的民族大義統治基礎，一個經濟上必不可少的換利平台，一個防微杜漸於窗口以免蔓延國內的前哨。面對鐵板一塊，香港是沒有辦法與北京談出甚麼東西來的。
實用以外 才可改變未來
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勢力對比難以推翻、對方吃盡而無妥協的格局。針對現在自治論者，我想說的是，別以為單單提倡區隔，不理大陸只理香港，中共就會跟你談條件，談自治，早在1984年落筆那一刻起中共就是要吃定香港，利用香港以達致開放經濟而封閉政權的格局，那裏可以允許有中港區隔？而針對大中華論者和傳統泛民主派，我說的是，別以為釋放善意可以有效，從1989年春夏之間二百萬人上街支持中國民主化遊行開始，中共就視民主派為叛賊，是破壞84年劇本的對手，民主派沒有退路，也不是天真上身，講甚麼『妥協是政治的藝術』，妥協需要實力，但香港一開始就只能打原則之戰。
到最後，問題在於當香港有很多人都追慕所謂『星洲模式』，一大班建制中人藉機如何放大李氏的判斷，特別是反覆強調北京是香港老闆這一點。
如果講實用觀點，此前的二三十年，或下個二三十年，我們大可以俯首稱臣一了百了，甘心做經濟附庸馬照跑舞照跳，然後在畜養的繁華中，敗盡自立的能力，接受被利用和取代的結果。但香港人早已選擇不當被宰的金豬這條道路，擺脫中共惡政是我們的戰略目標，終極而現實的生存之道；實用見解，可以告訴我們鱷魚恐怖之處，也不能迴避鱷魚威脅我們必須與之抵抗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