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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規則的烏托邦──格雷伯與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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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規則的烏托邦──格雷伯與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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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刊於4月5日星期日明報,此版本經過筆者修改。)

David Graeber,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5).

在探討科層宰制(bureaucracy)的複雜現象之前,格雷伯以其銳利的眼光,講了一個悲傷而荒謬的故事。

這個故事由一位母親中風開始。她躺在醫院,動彈不得,兒子為了幫她領取社會援助金來繳付住院費,就得首先在公証人面前,由她授權動用她銀行的款項。兒子打了許多次電話,像人球一樣被推來推去後,終於成功約了公証人到醫院,當場見証母子二人簽名。接著,兒子就把表格交到銀行,卻被銀行職員拒收,原因是表格上的簽名和姓名兩欄倒轉了,而且職員要求醫生發信證明他母親的精神清醒,可以理解所簽的表格內容。兒子就要生氣了,解釋說事前並沒有銀行職員說過要出示醫生證明,並指著母親銀行存摺上清楚印有「委托」兒子的一行字。結果職員強調銀行的規則,只有當事人死了,才可以豁免醫生證明書。不久之後,中風的母親死了。這個氣惱的兒子就是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他在新書《規則的烏托邦》提問,為何我們大部分人總是像傻瓜一樣,被這些科層化的規章牢牢綑縛?

科層宰制不限於官僚

填表,佔據我們生活中越來越多精神和時間。每一張表至少會被一個部門處理,甚至去到多個部門。這是現代社會常見的現象,社會組織由一層又一層的單位所管理,每個單位跟從規章而完成其責任,下層服從上層的命令。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遺作《經濟與社會》裡就指出,現代社會就是個不斷科層化(Bürokratisierung)的過程,不論政府或私人機構,逐漸由非人性(unpersönlich)的規則所統治,講求對所有人均等,不講求對人熱誠和關懷。韋伯強調,科層制度不是人們隨意可以擺脫的,反而處處限制著人的行為。因此,筆者提議把德文Bürokratie (英文bureaucracy)譯為「科層宰制」,取代另一些譯法如「科層主義」或「官僚主義」,以強調該詞後綴-cracy帶有統治和宰制(Herrschaft, 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也不應像一些英譯者那樣,把這一脈絡下韋伯的德文Herrschaft譯成authority,這樣會減弱了科層組織駕御人,限制了自由的生活這方面的意思。格雷伯的新書,多處批評韋伯對「科層宰制」過於樂觀的看法,而書名《規則的烏托邦》,正是要指出科層化帶來的烏托邦並不存在。換言之,格雷伯認為,現代社會的組織並非如韋伯所想客觀而高效率,事實上帶有任意的規則和增添生活的煩擾。

事實上,格雷伯此書要分析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全面科層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的現象,侵蝕生活的每個方面。以致今天我們經常聽到政府、社會福利機構、學校等,大談「願景」、「質素」、「持份者」、「優勢」和「策略目標」等修辭,完全是把生活陷入科層管理的結果,令人消耗更多精力在科層之間周旋,而不是真正從事科學研究,與組織的成員或市民詳細討論,共同實踐未來的憧憬。格雷伯在新書訪問中談到,他雖然沒多大意圖爭取在大學升職,但如果他不照有關規定填報那些複雜的表格,他的同事就會有麻煩。由此可見,科層制度是共業。

科層制度並非理所當然

格雷伯並不是照單全收韋伯的看法。韋伯認為,一旦科層制度出現,連統治者也要依賴它來管治,受到它牽制。因為科層制度就是人類理性化的表現,不斷尋找最專業和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達至某些預定的目標,理性化令我們覺得很理所當然。就像在炎熱的日子裡,我們在涼快的大商場裡行走,很難接受舒適的背後,保安、清潔和商鋪管理等科層管理突然消失,更遑論政府突然不再執行消防、稅務和公共秩序等法例。我們彷彿覺得科層管理,帶來了良好的秩序和快樂的生活。試想一個年青人想在商場裡唱歌、跳舞,或者兩個老人坐在商場地上下棋,大概馬上會招致保安前來驅趕。這是最有效率地達至人們生活的目標嗎?格雷伯不同意韋伯,他認為科層宰制並不是人類最理性的方式,反而體現了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如果保安驅趕在商場裡抗議血汗工場的示威者,你很自然會認為商場不宜示威,示威者應該用「正常」渠道來表達意見,也就是進入科層制度來投訴。但是,血汗工場恰恰是大企業科層管理的結果,經由專家的精心計算和經營,為了在限期前完成訂單,延長工人工時,為了減低生產成本,儘量壓低工人工資。我們憑甚麼認為科層制度裡的員工會按照投訴,解決制度製造出來的血汗工場呢?格雷伯認為,這其實反映了人們對科層制度近乎盲目崇拜的態度,以為科層制度是最理想的社會組織方式。更嚴重的問題是,訴諸科層制度來回應社會公義的訴求,等如無視工人飽受剝削而無處申訴。細想一下,血汗工場的工人處在科層的最底層,他們的聲音總是被受高層忽視,因為科層宰制令上層和下層的權力不對等(inequality),這就是格雷伯所謂結構性暴力。

結構性暴力源於不平等

格雷伯認為,暴力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肉體的暴力(physical violence),像80年代以來全球公義運動在世界各地示威,揭露各國政府、銀行和跨國企業不透明的協議,警察總是暴力驅散示威者。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99年美國西雅圖反全球化行動,警察大規模拘捕示威者,但四萬多名人參與的運動,就成功中止了世貿部長級會議的開幕儀式,更重要的是,廣泛引起公眾關注全球化造成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的問題。格雷伯認為,另一種暴力──結構性暴力──更富有人類學意味。這種暴力行動的特點是,不靠溝通而企圖持續地引起社會效應,或者在毫不了解個別情況下,對他人採取行動以帶來預期的效果。格雷伯也許沒有注意到,這樣來理解結構性暴力其實很接近鄂蘭的看法,鄂蘭把暴力界定為工具化人的行動來增強人的力量,以圖令人屈服。格雷伯認為,結構性暴力源於社會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又往往由肉體的暴力來支撐起來。正如警察對待示威者行使暴力時,同時維護了司法制度和執政者的政治立場,支撐了科層制度裡的上層執政者和下層的人民兩者的不平等。因此,格雷伯稱「警察就是有武器的官僚(bureaucrats with weapons)」(頁73)。

格雷伯用了兩個有趣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在餐廳的厨房裡經常有類似的情景,當員工出現爭執,老闆總是不由分說,馬上指責某個經常犯錯或生事的員工,按平常對他們的理解,來「判斷」對錯和終結爭執,而不是先調查乍看複雜而混雜的局面,再調解衝突。另一個例子關於美國中學的創意寫作班的調查,老師時常叫學生想像自己有一天突然變成了異性,描寫當天的所思所想,以引發學生的創意思維。結果女生都寫得頗為詳盡,但總是有一部份男生拒絕參與,稱自己毫不理解女生是怎樣的。這兩個例子中的老闆和男生,傾向放棄「解釋的努力」(interpretive labour),老闆不顧下層員工爭執的原委,男生毫無意欲理解異性的生活經驗,而這是由於身份的不平等令他們樂於維持這種不願意理解的態度。社會不平等,造成下層工人總是被要求理解老闆的指令,女生從小被教導要理解異性的心意,甚至文學作品裡不乏呈現為大家族打工的僕人,極其了解大老爺的脾性,比大老爺了解他們多得多。在科層化的社會裡,這種不對等的身份導致在上位者不願理解在下位者,並隨意對他們加以指控以至壓逼,這就是科層制度所掩蓋的結構性暴力。

科層宰割了想像和自由

從格雷伯的觀點看,韋伯所說科層制度令社會生活達至最有效率和所謂最理性的安排,實在是烏托邦想像多於現實。現實卻是,我們想像不了科層宰制以外的生活方式。這可說是全書最獨特的視野。科層宰制令人們失去了理解別人生活的意欲,令行動的可能性被劃定於科層制度所規定的範圍裡。政治變成投票,按自己的意欲而生產變成了勞動力(workforce),滿足自己的需要變成了消費,投票、勞動力和消費都鑲嵌在政府和大企業的科層制度裡,人們的想像力變成了「死亡地帶」(dead zone)。持續推動社會運動多年的格雷伯觀察到,當人們有意擺脫科層宰制的時候,就是革命性的時刻,往往就會出現大量有創意的學術、藝術和社會行動。他宣稱「左翼,本質上就是要批判科層宰制。」(頁83)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正是要重新尋回社會的創造力,把人類從科層宰制的烏托邦裡解放出來,重新想像和實踐自由的生活。這樣看,歷經數月的雨傘運動,不就是脫離科層宰制的革命性時刻嗎?

在9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普遍開始覺得政府科層管理是低效率的,因而主張改革科層制度,由市場競爭取代。實際上,改革變成了解除規管(deregulation)的意思,我們看見政府把服務外判給市場,公共和私人逐漸變成同義詞,政府、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機構和私人企業一樣,都要追求成本效益,規劃未來願景,但我們甚少疑問,為何科層制度的下層和上層沒有平等的地位來共同實踐願景?為何政府對銀行解除規管,任由銀行製造各種金融衍生工具,但在經濟危機時,卻甚少對懲罰違規的銀行?格雷伯認為,右派名義上反對科層,實際上追求更高效率和更大利潤,結果往往加劇科層對人們的宰制,左派卻似乎缺乏批判科層宰制的視野,這是他這本書期望回應的處境。

韋伯曾說過,科層宰制已經成了囚禁人類的「鐵籠」,格雷伯也清楚意識到掙脫這個鐵籠並不容易。然而,他嘗試為人們破除對科層制度的幻想,他沒有如韋伯的那樣,期望有政治魅力和勇於承擔責任的政治家領導科層制度,也不寄望於民主的議會制度。人類的自由並不在於設計一個更精密和更牢固的鐵籠,正如創造更高速的科技來鼓勵人們消費,規劃更詳細的章則來管理政府和企業。就像下棋一樣,跟隨規則來玩,只是沒有犯規,但不會帶來樂趣,更不會令人有勝出的快感。他認為,「自由,其實是人類的創意自在地遊玩,跟其不斷創造出來的規則,兩者之間的張力。」(頁199)因此,自由並不是像科層制度那樣設定嚴密的規則,也不是反對任何權威,撤消一切規則,而是讓規則促發人類的創造力,不受規則所束縛,超越規則來遊玩,讓人們可以自由地踐行解釋的努力,打破科層阻隔了的互相理解,中止結構性暴力和社會不平等。人們之所以依賴科層制度,是因為懶惰地想跟從遊戲規則來得到自由和愉悅。格雷伯主張,我們必須離開規則的烏托邦,不再「懼怕遊玩」(fear of play)(頁193),因為自由只能超越科層宰制才能體現。此書不是一本菜譜,我們不能照板煮碗,以為取消所有規則後就能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印度公共知識份子和人類學家維斯凡那森(Shiv Visvanathan)曾說過:「遊戲(game)是有界限和特定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遊玩則是廣大無限和不受拘束的。[…]遊戲有預期的解決辦法,遊玩則沒有。遊玩容許新事物露面和驚喜。」(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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