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講，在政治光譜上面位置最激進最極端的主張，通常也是最「理念化」，被人認為是最不實際的。但是目前在香港比較激進的右翼本土主義及「港獨」論者，卻最喜歡批判別人「離地」和「理念化」，然後強調自己的「現實感」以及「實際」。但是直至目前為止，這股潮流究竟在現實上成就了些什麼呢？除了以不分清紅皂白的手法辱罵遊客，「成功」減少了訪港遊客數字以外。在我看來，它最大的現實效果就像之前兩週我在這裏所說的：一、改變了香港三十年來的主導政治議程，使港人民主化訴求染上港獨色彩，間接給了體制一個壓抑普選的理由。二、為維穩體制當道下的大陸及特區政府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敵人，吊詭地助成了梁振英政權的穩固。
這股脫胎自泛民主派，但又標榜自己比傳統「泛民」更激進更現實的力量，還做到了許多老一輩建制派或「老左」想幹但又未必幹得成的事，首先就是裂解民主派。例如黃毓民，他當年先是和陳偉業、梁國雄等人結盟，在「五區公投」一役成功割出以民主黨為首的「投降派」與他們和公民黨等「真正民主派」，並且率先提出「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後來又進一步與公民黨及其他支持五區公投的盟友翻臉，帶着任亮憲（還有人記得這個四年前的政治紅人嗎？）等人另起爐灶。在這個過程當中，昔日親台，大中華情懷滿溢的黃毓民又逐漸轉型，帶出了本土主義這個政治上的新議題，成功地把支持「真民主」的道德光環延伸到他剛剛發現的新立場上頭。再後來，不知怎的，他又和立場已經足夠「本土」的人民力量分手，與黃洋達組成右翼本土主義的「行動派」。短短四年，就把傳統民主派與他們的支持者分割成如今這般局面，其能耐絕非昔日任何統戰力量可比。
再來則是支聯會的危機。大家都曉得自從八九六四之後，支聯會便是政權與傳統建制派的心腹大患。但它一方面經過司徒華這個組織老手的精密構築，使外力不易滲透；另一面又由於六四議題的敏感，不可輕易打壓。所以特區政府和袞袞建制諸公只能對之視而不見，百般迴避，有時一不小心說錯幾句話，還會惹來「埋沒良心」等諸多嘲罵，使得支聯會成了香港政局中不可動搖的道德制高點。可是打從右翼本土主義興起之後，情況就有了急劇的轉變。因為這股力量不在原有的政治議程平台運作，反而釜底抽薪地根本轉移了整個議程。如今繼續支持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不只不是道德高尚的表現；反而還成了一種出賣與背叛──出賣本土利益與背叛香港人。整個道德語言的運用被完全顛覆掉了，這是從前只懂得從實利出發叫港人「向前看」的傳統建制派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然後就是最近退出學聯的事了。對於傳統體制權威而言，學聯是個比支聯會更加古老的對手，儘管它也有過親中的往事，但它的構成卻使它難以駕馭。尤其六四之後，經過前新華社自身的整頓改組，與學聯的主動作為，雙方曾有的聯繫基本上是已經中斷了。可學聯畢竟代表了香港學運的主流，動輒可以學界名義發起浩大反對運動。這樣一個熱血學子主導的組織，硬的不怕，軟功又無從着力，對着他們真不知該怎辦才好。無奈之下，他們只好另起爐灶，例如「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等不同類型的組織。然而，這等機構背負了親中的先天「原罪」，在香港根本就不可能擁有學聯的號召力，只好長居老二。
在目前支持退聯的活躍學生裏頭，並不乏右翼本土主義的跟隨者。可他們攻擊學聯的方式卻和攻擊支聯會不同，重點不單在「大中華」與否，還多了一項「民主」訴求，聲稱「學聯不代表我」。本來，要改變學聯的「大中華膠」傾向也好，要讓它更能代表每一個大學生也好，加入進去再從內部改革都是最正常的方法。可主張退聯的人不取此途，他們乾脆放棄學聯，沿襲了「雨傘運動」當中「拆大台」的路徑，想要根本否定一切聯合學界整體的努力，化整為零，猶如泛民主派分裂的翻版。這種以民主之名來對付學聯的手法，又是老新華社以降等各方建制勢力根本拿不出的招數。
所以我們可以暫時總結一下右翼本土主義這三、四年來的實際成就了，那便是一舉搞定了傳統建制派面前的「三座大山」：政壇上的泛民聯合，社運中的道德旗手支聯會，以及學運的傳統龍頭學聯。站在民主化這個香港政治老議題的立場上，單以這一連串巧之又巧的巧合來批評右翼本土主義港獨，似乎頗不公平。所以下回我必須更加逼近核心，看看他們的具體訴求到底有多實際。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