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春季號「警政與示威」
網上閱讀按此
專訪：何家騏談香港警隊角色轉變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何家騏博士（警政學者、香港教育學院社會學系講師）
在殖民地時期，譬如開埠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六七暴動後及九十年代，香港警隊角色有何轉變？為甚麼？
誠如其他英國殖民地警隊，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警隊沿襲愛爾蘭警隊模式，即是具半軍事性質的平民警察，警員持槍及其他武器，可迅速平暴，並以維護殖民地利益為主。開埠初期，香港警隊是多種族隊伍，一體二元，華洋分開，有英國人、歐洲人、印度人及華人，亦有階級之分，譬如洋人警員待遇薪酬較華人警員優厚。洋人警員負責社會上層事務，華人警員處理華人事務。
香港警隊變革，主要受大型政治社會事件影響。譬如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重新管治香港，銳意吸納華人成為管理層，例如幫辦，亦以巴基斯坦人代替印度人，洋人不再擔任基層警員。政府亦設警員宿舍，改善福利。六六、六七暴動亦然。一九八四年中國及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將落實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英國遂推動香港警隊以至公務員本地化，安排華人警官赴英受訓及接任管理層，逐漸強調服務市民，以準備九七主權移交平穩過渡。
九七主權移交前，警隊效忠英女皇及港督，維護殖民地利益及香港社會穩定，但兩者未必一致。六七暴動前後，警隊明顯維護殖民地利益及社會穩定。九十年代，港督彭定康時期推動警隊本地化及「服務為本」，成效或有爭論，但目的是以服務本地人利益為主。
在殖民地時期及九七主權移交後，警隊政治中立概念有何轉變？
警隊是公務員，強調政治中立。九七前，政治中立普遍指並無傾向香港以外的政黨。當時香港無民主，較少本土政治，關注的是兩個中國人政權，所以政治中立即是不親台灣和不親中國大陸。五六暴動後，英國不想香港再次出現左右派衝突，因為英國是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為免尷尬及維護殖民地利益，英國要求香港公務員政治中立，既不親京也不親台，對警隊政治中立就更嚴格。當時若要成為警員，須有親友或店舖擔保，幫辦更需社會賢達或太平紳士擔保。
在西方，政治中立就是不偏不倚。在中國，政治中立就是認同共產黨。在香港，政治中立定義不清，欠缺討論，引發更多複雜問題。我認為問題核心並非警隊政治中立與否，而是何謂政治中立。
就公務員政治中立而言，政府曾定義為「效忠政府；對在任特首及主要官員盡忠；衡量政策影響，在制訂過程坦誠而清晰提出意見；在政府決策後，全力支持並將決定付諸實行，不應公開發表個人意見；協助主要官員解釋政策，爭取立法會或市民大眾支持」。你認為此是否適用於警隊？
這個解釋其實源自舊框架。警隊架構自八十年代不變，只是現在透明度更高，更面向市民。然而，舊框架不變，就未能處理當前問題，這是制度缺憾。譬如《公安條例》源自六七暴動，是在特定時間、針對左派及香港內部保安的產物。縱有修例，仍以當時法例為本，無改其精神，應用於今日社會，自然出現警民意見分歧。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理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至警隊角色。
近年警民衝突加劇，譬如警方限制示威人士到中聯辦門前示威或掛標語。又如二○○五年反世貿示威，警方向有自製武器並用鐵馬擲向警方的韓農發射三十四枚催淚彈。而二○一四年雨傘運動，警方向和平示威人士發射八十七枚催淚彈。你對此有何評論？
我認為在執法及戰術角度，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可能不受控的人群屬合法合理，但有權這樣做與做法是否合適並無必然關係。社會對警方當日發射催淚彈有許多爭議，包括當時情況是否失控及警方施放催淚彈後的處理手法。雨傘運動中，警方在市民毫無心理準備下發射催淚彈，與市民期望有落差，結構性動搖警民關係，不利警民合作，這不是合適做法。二○○五年反世貿會議示威，警方向韓農發射三十四枚催淚彈，對香港人而言並不切身，也屬預料之內，但二○一四年雨傘運動，警方發射八十七枚催淚彈，無論傳媒或公眾均無心理準備，所以引起強烈反彈。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二○○七年市民對警隊滿意度淨值近百分之八十，是一九九七年以來最高。二○一四年市民對警隊滿意度淨值低於百分之四十，歷年最低。青年人不滿警隊尤甚。你對此有何評論？有何改善方法？
如果社會要長遠穩定發展，警民必須保持合作關係。我相信市民普遍仍是信任警方，譬如相信警方專業處理典型犯罪行為，只是質疑在特定情境的執法行動。
警民關係改善與否，有幾個先決條件：一、政府必須就近期佔領行動修補警民關係，加強警民交流。警隊改革往往基於大事件，譬如六七暴動後，殖民地政府推動警隊內部改革及反貪，提高警政透明度，成立少年警訊加強與青年聯繫，最終成功改善警民關係。除非政府撒手不管或採取更差做法，否則警民關係應可改善。二、警隊有意推行內部改革，並準確判斷。三、香港警隊仍然是香港警隊。若外力改變警隊，前設則會改變。譬如殖民地時期，若宗主國採取違反香港利益的政策措施，而警隊執行，警民關係會難以改善。
誠然，歷任警務處處長也有加強警隊向公眾問責，改善警民關係，譬如前處長李明逵加強警民互動及提高透明度；前處長鄧竟成有錯則認，此亦反映於港大民意調查結果。不過，我認為個人因素未必最重要，因為警隊強調集體，處長由中央任命，向特首和保安局負責。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下降，是投射對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質疑。
此外，政治環境有所轉變，但警隊制度不變，從前公眾關注警隊撲滅罪行及維持社會穩定，罪行亦是省港旗兵等問題，近年爭拗核心則是警隊處理示威的手法，甚具政治爭議，舊框架未能處理政治環境轉變。這亦關乎我們如何理解一國兩制下政府及警隊角色，仍欠討論，有待釐清。
你認為人權與警政有否矛盾？人權可否協助警方執法？
只要適當平衡，人權與警政未必有根本矛盾。譬如用攝影機拍攝警方在示威現場執法，未必不利於警方及示威人士，反而有了緩衝，雙方會自我約束。警方負責執法，若依從的法律不具人權爭議，反而有利警方工作。
從南韓、美國及土耳其例子反映，似乎無論是民主體制還是高壓統治，仍會出現警方使用過分武力的情況，只是程度或問責之分。為甚麼？
過分武力是相對的，並無客觀標準，譬如催淚彈視覺效果很差，但不及警棍傷人。這要看社會文化和接受程度。
南韓、台灣和土耳其警方相對暴力，可能因為曾經歷去殖民化及去軍事化，但因沿襲舊制度，需要時間回應民主變革。此外，警民屬互動關係，難以一概而論，美國警民關係更不能省去種族議題。
我覺得有種趨勢—各地警方對於不能受控的事而不安。一是恐怖襲擊。二是新世代社會運動模式轉變。從前面對示威遊行，警方可事先與主辦者協調和談判，可預計規模，但新世代社運用網絡動員，無指揮，屬自發行動，警方較難估計和管理，面對不確定情況，會更易使用武力。
參考資料
何家騏、黃建鋒。〈警方管理集會遊行活動的手法及爭議：香港經驗的啟示〉。台灣《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第四十五卷第二期。二○一四年十月。
明報。〈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專訪學者何家騏〉。二○一四年十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