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Manson Wong
香港愈益政治化，壓迫也愈來愈強，當今的網絡政治文化，有所謂理性無用論。這種態度使得近幾年公共對話和討論，及其知識的生產，變得愈來愈貧乏。
主張「說理無用」，出於多種理由。有的認為政權已腐爛，講也沒用；有的認為理性是高牆的語言，不利雞蛋；有些狂熱分子自認為掌握了真理，就更不在話下。總括而言，說理是徒勞、精英主義或模糊真理的修辭，云云。
但以上想法，都具有盲點，都看不見說理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義。
政權固然腐爛，但所謂說理，其實主要不是跟政權說的，而是用來說服同一陣營外的一般公眾，以資證明，道理是屬於反對陣營的那一邊；至於雞蛋，其之所以得到支持，也是因為它在道理上勝過高牆，特別當雞蛋決心採取更激烈的行動手法之際；最後，所謂狂熱分子，其實更似宗教，而非面向公共世界種種複雜性的政治運動。
我所謂的說理，既不是傳教，也非鬧爆。說理，要求的是認真思想和評價，並相信通過多元的公眾評價，能找到更好的答案。政治世界中，任何目標、訴求、策略路線、認同和主義，都應該開放接受別人的評價，從而使自己具備理性的要求，否則，決定一項政治主張的好壞，可能就淪為偏見、純權力、民粹或鬥大聲的遊戲。
其次，面對合理的分歧，應按照公共理性的要求，以他人能夠接受的理由來說服，並嘗試建立共同的看法。縱然，這不一定成功，但至少達至相互理解。因而，一個願意說理的公民，首先保證了自己不是在自說自話，而是願意面向公共世界的他人，尋求相互性。
也就是說，說理是一項規範，它保證政治的符合理性和公共性。
但是，指出說理的重要性，不等於說所有問題都能由此解決，民主運動還有許多其他環節，包括宣傳、行動、組織、鬥爭，諸如此類。但放棄說理，無疑是重大錯誤。
刊於今天《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