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政經

與學苑前副編王俊杰的辯論

與學苑前副編王俊杰的辯論
廣告

廣告

作者按:最近學界圍繞退聯運動,爭論不休。爭論背後,隱含更大的分歧。新一屆學聯確立以港人在政、經及文化上要「命運自主」的立場,但有些同學走得更遠。建制派一直視這個口號為港獨;另一方面,則學苑一些編委,早在去年便提倡港人新民族論及港獨。筆者一向認為,按照民主原則,港人有權自決,當然也包括有權獨立;而中共否定之,益顯其專制。問題不是「港人有權獨立」這個結論,而在於建基於什麼理由。學苑去年的文章,不是建基於民主主義,而是建基於排外的香港民族主義論。以此等理由宣傳獨立,則港人保自治之戰必敗。其次,有權獨立是是一回事,是否有充足理由為此而拼死,當中究竟利多弊少還是相反,更必須考慮。筆者去年先後寫過幾篇文章,與學苑編輯王俊杰辯論,並發表在當時的主場新聞上。可惜不久主場新聞關閉,以致文章不復得見。現在趁有關討論重新發熱,故再發表於此,以供參考,並立此存照。

第一篇是《時危見節,世亂識良》。不久學苑的王俊杰作出回應,是以筆者再寫《回應前學苑副總編王俊杰先生》,前後三篇皆貼於此。

時危見節,世亂識良——新形勢,新思維之二

區龍宇

(原載主場新聞)

劉進圖被斬,有人問香港是否已經死亡。還沒有,不過如果民運不改弦易轍,尤其如果不認清打民主旗號的反民主右派,則其死難免。本文目的就是清算後者,當中尤以最近《學苑》文章為最。

生金蛋的鵝變成燒鵝

四十年來,港人的確幸運:不用多大政治奮鬥與犧牲,在英國統治下不只生活安定,在過渡期又得到中共承諾五十年不變,直選議席又逐漸增加,彷彿五十年不變和港人治港會真的落實。當時泛民雖非信心滿滿,但也一心以為只要香港是生金蛋的鵝,則中共必守諾言,所以根本沒想過在過渡期前後都努力反殖,同時力爭普選及政制自決,進行堅決的民主奮鬥。但是那種“臣子有用於皇上,皇上豈可加害”的心態,最沒出息,所以香港政局發展至此,實有必然性。主流泛民專注於自己的議席增減,其實是贏得戰役,輸掉戰爭的典型案例,一方面讓港人麻痺大意,另一方面讓對方買得大量時間逐步收拾港人。從來爭取民主,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艱苦奮鬥。便宜民運,是沒有的事。以上分析,並非事後孔明。早在1988年,當時的左翼前輩向青,就提出過以上警告。(註1)

目的正義,不能使任何手段變成正確

便宜民運時代一去不返了。起來抗爭,是唯一出路。問題是,怎樣抗?有人號召激進對策,問題是:為誰激進?如何激進?

有人在劉進圖事件後為文,為“驅蝗”合理化,認為也是反抗專制的手段,並在此基礎上號召行動升級。這種反抗方向卻大錯特錯。首先,作者犯了最基本的政治錯誤,就是以為正義的目的,會使任何手段變成正確。這種思想水平,最多也只是莽夫愚婦教子的水平:把兒子打個半死,還向法官自辯說“我為佢好之嘛!”。想孩子讀書,也要講究適合的手段,不是任何手段都可以達到目標的啊。更確切而言,目的與手段互相制約,無所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指罵陸客,更與反抗專制的目的毫不沾邊。陸客無論是真遊客還是水貨客,本身都是零散個人,沒理由要為專制政府負責。指罵陸客甚至連一個最低目標,即保障港人在街道/地鐵上有合理空間,也達不到。要達到這個目的,在政策層面上,該是針對特區政府;在根本政治層面上,則是確立香港的內政/政制自決權,同時促請中央政府還政於民,掃除貪腐,保證食品安全,這才是針對香港一切亂象的釜底抽薪之道。但是右翼本土,不針對元兇,而專打無辜。這不獨無效,而且資敵。為什麼呢?港人與和諧國,已經實力懸殊,更需要精確的手段來自衛。不從此途,反而為港人製造更多敵人,不是資敵是什麼?

不承認目的與手段互為制約,也很容易變成無原則,無底線,在左翼則變成極左主義(例如赤軍派),在右翼則變成法西斯主義,不可不慎。

官民一體看待錯錯錯

民主黨佔中宣誓引發人民力量到場追擊,其後民主黨譴責對方使用暴力。2月8日人力區議員譚香文在報章為文,為其向民主黨成員投擲毛巾辯護:

「當日梁振英被擲「路姆西」,民主黨則在年宵大賣「路姆西」,又大罵梁振英不敢面對人民,不敢接受意見及批評,但今天自己又如何呢?從政者處事持雙重標準,把事物倒果為因,就是今日的民主黨了!」(註2)

民主黨不力爭公民提名,這本身應該批評。以此軟弱立場去佔中,更應批評。不過譚文把梁振英和民主黨等量齊觀,一律以「從政者」概括之,恰恰顯示其沒有基本政治常識。概因“從政者”這個概念模糊了官民之別。一個是市級國家機器的首長,他未經任何普選,是這個城市的獨裁者,又直接指揮大部分強制力量,可以調查你,檢控你,更可以在必要時砌你生豬肉;另一個呢,沒有行政權力;即使作為議員,享有一點議會公權力,但那是作為民意代表而享有,授權來自選民,也可以為選民撤換,與特首不同。譚文混淆兩者,等於說對付民意代表和對付專制政府,可以使用同等程度的手段。這種立場,實為極右大開方便之門。極右的一個特點是,為求上位,不擇手段,而且視任何民間競爭者為最大敵人,對於統治者反而往往小罵大幫忙。近月以來泰國素貼領導的反英祿政府,就是極右藉口民主企圖廢除普羅人民的民主權利的一個好例子。英祿政府當然不代表普羅人民,但是素貼所代表的更差,公然否定普羅市民權利。如果港人想避免出現香港素貼,需要提高警惕:無論是把「驅蝗」合理化,還是譚文那種政論,客觀上都是滑向極右。若此非諸君所願,請懸崖勒馬。

筆者過去二十多年一直指出民主黨/港同盟的妥協路線害遠大於利,不始於今日。不過,民運路線之爭,應該拿出一點水平,更應該區分統治集團與民間,而非效法莽夫愚婦亂打亂鬥。

警惕假革命

「驅蝗」以及人力一事也令我想起不久前教主鼓動港人革命。有些泛民對此當然避之則吉。其實這背叛了自由主義。洛克不是教導人,人民有革命的權利嗎?事實上,歐美的代議政制,全部都經過革命而產生。高舉革命權,不等於一定革命,時時革命,但一定等於堅持人民主權原則。主流泛民中人或自辯,中港之間,力量懸殊,不講妥協死定。對,妥協要講,但有先後。只有自由人,才能立約,才能妥協!臣民還有何可以妥協?同樣,港人首先要堅持主場精神 – 香港是我們主場,記住。

革命權是要講的,不過也要辨清真偽。話說二千年前,見識過秦始皇的架勢之後的劉邦和項羽,分別作出“大丈夫當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羨慕之嘆。從此,中國大大小小的劉邦項羽,週期性地出而革命,一直到中共。(註3)這種革命,只為一眾劉邦項羽「取而代之」,並不是真的以民主代替專制;相反,絕對專制原封不動,他們方能愉快繼承。這樣的革命,是歷史學家所說的:越大變,越不變。如此革命,謝謝,我不要。

凡是拒絕承認目的與手段需要互相制約,又熱衷於製造偶像崇拜,又敵視不同意見,沒有基本寬容(tolerance),又混淆官民之別,方便自己妖魔化競爭者,這種人講革命,講激進,你最好躲得遠遠。如果再配合下面的立場,則其接近反民主的極右派,多於接近民主。

偽二元對立

2月28日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刊物學苑發表了「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專題,認為香港已經構成一個新民族,有權自決。此文有問題的,不是主張自決權,而是所謂香港新民族。有更大問題的,其實也不是什麼新民族論,而是他們的新民族論是建基於仇視及醜化大陸人民的基礎上的。《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一文指責大陸人民「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就是罔顧事實而且赤裸裸的地域歧視之言。大陸人民不應為專制負責!大陸人之中,有李鵬,也有李旺陽!立足於如此虛妄又如此歧視的香港新民族論,必然是極右。

2012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發表報告,顯示把自己看成純粹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比率,稍低於四分之一,而且2012比諸1996年還下降了兩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認為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才是大多數,從1996年47.6%上升為64%(見下表)。這說明什麼呢?任何人宣稱香港人身份已經構成新民族,就是把多數仍然自稱也有中國人身份的公民視為非我族類。如果新民族主義者成為群眾運動,那麼首先要敵視的就是多數香港人。

Screen Shot 2015-04-16 at 4.33.14 pm

另一方面,文章列出香港自治權的最大內部敵人,竟然是「左膠與販民」。這真是天荒夜談。要做賣港賊,也要講究資格。上述兩類人,前者無權無勢,後者沒有行政權力,要出賣也賣得不多。能賣港,又正在起勁地賣的,首先是壟斷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特區高官和一眾大孖沙。從張曉卿撤換劉進圖,到李家傑狠批鐘庭耀,都不難看出香港自治權的內部最大威脅是誰。學苑文章竟然如此不講分寸,老實說,真的帶有極右那種、隨便製造魔鬼,以無限拔高自己成為打妖俠客的精神。若此非你們所願,請懸崖勒馬。

民族主義由於把民族身份當成淩駕一切其他價值,所以總存在反民主與反多元的內在傾向。如果其能自覺壓抑其不良傾向,尚不一定變成極右。但是當他們把鄰居(大陸人民)和自己內部的不同意見都妖魔化,同時放過真正元兇,那就是極右了。極右的特點就是媚上而欺下,對壟斷財閥絕無惡言,對基層人民則一臉鄙視,愛巨富而嫌貧窮。把這類立場稱為「激進民主派」,其實有辱民主兩字。

港人需要奮力保衛自治,更需要爭取政制自決權, 但這無須借助什麼香港新民族論。我們應該追本溯源,從民主真諦去尋找思想依據。中共常說,香港只是城市,不是主權國家;而主流泛民一聽到中共祭出“主權”兩字,也即時腳軟。泛民忘記了,一國主權,首先在民,不在黨也不在政府。所以我們大有道理爭取自決。只有當民運也高舉自決,才能同極右派論述區別開來。(註4)

香港過去那種便宜民運,一去不返了,今後十年,除非民主運動慢慢淘洗出一個新骨幹層份,一批民主節義之士,否則香港之死是不遠的。共勉。

2014年3月7日

註釋
1《不是怪論——反對基本法保証五十年不變
2 太陽報
3 中共1949年的革命,在政治形式上的確類同過往的農民革命,但是,平心而論,在社會,經濟以及國際層次上則不然。有關這個論題,有待日後補充。
4 並非只有民族才能有自決權。關於如何從民主原則引申出自決權,請參考筆者《郝鐵川先生對自決權的誤解》。

極右帽子無阻守護本土決心
──《學苑》前任副總編輯回應區龍宇先生


王俊杰

區龍宇先生於三月八日以《時危見節,世亂識良 — 新形勢下新思維(二)》為題撰文,該文提到要清算「打民主旗號的反民主右派」,又說當中以《學苑》文章為最。《學苑》素來以激發思辯為宗旨,自然喜見文章引起迴響。而區先生斷章取義扭曲文意,筆者原先不欲回應,以免變相為其文章宣傳。惟考慮此事關乎學苑聲譽,本人迫於無奈只好撰文以正視聽。

區先生於文章引述筆者拙文《本土意識乃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以下簡稱《本土意識》),指《學苑》的「新民族論」是基於仇視及醜化大陸人民的基礎之上。本人於文章指出,自一九四九年後,在港華人與中國人有不同生命歷程,香港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命運共同體。《本土意識》及張士齊所寫的《香港應否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兩文均有提及拒共思潮,《本土意識》一文指拒共思潮乃本土意識抬頭的重要元素,《香港應否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一文更指躲避中共暴政的「逃港潮」足以成為民族神話。除拒共思潮此因素外,《「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一文亦有從文化角度去為港人尋根。區先生卻對以上種種論述視若無睹,令人遺憾。

於《本土意識》一文,本人引用韓寒所寫的《太平洋的風》,當中筆者提到:
「回顧過去數十年,來港的大陸人懂得入鄉隨俗,尊重香港的核心價值與文化風俗,學習廣東話與英文,努力融入香港社會。但近年,香港大部份問題都是因『一國』對本土利益及核心價值而引起,時代轉變了,大陸社會狀況已與幾十年前不一樣。以往純樸的人文氣息已煙化得無影無蹤,大陸人民受權貴資本主義所荼毒,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

區先生回應時引用《本土意識》文章,說筆者指責大陸人民「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是岡顧事實而且赤裸裸的地域歧視之言。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區先生將「受權貴資本主義所荼毒」一句略去,將該段文意扭曲成「地域歧視」,可謂斷章取義的經典示範。區先生曾自稱為左翼廿一成 員(未知區先生是否已退會保平安,若有不實,還請糾正),卻忽視權貴資本主義的影響力,敢問這是哪門子的左翼?更可笑的是,原文乃出自一個大陸作家的反 思,區先生卻扭曲成港人仇視及醜化大陸人。區先生又講到,「大陸人民不應為專制負責!大陸人之中,有李鵬,也有李旺陽!」無錯!大陸人民不應為專制負責, 香港人卻要為此埋單睼(睇)數,膠不可耐、擲地有聲!香港已無餘力反哺中國,大陸能不能免於繼續被摧毀,已超出香港人考慮。若有人希望為中國民主出力,可選擇回大陸推動社運甚至從政,而不是立於香港罔顧本土利益,遙距建設民主中國。每當香港人抨擊大陸人,左翼便蜂擁撲出為他們的同胞辯護,慣用說辭就是「大陸也有好人」,高舉劉曉波、譚作人、陳光誠、許志永等人,如數家珍。大陸也有好人論,是左翼用之不厭的藉口。正常判斷告訴我們,批評大陸人時,針對的是劣質大陸人,而不是捨命抗共的義士。筆者於《本土意識》一文強調要奪回單程證審判權,以免有心歸化香港的新移民於不義之地。可惜,左膠就是缺乏常人應有的判斷能力,單為抬槓而挑剔用詞。

區先生引用二○一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報告,試圖以此證明所謂「新民族主義」並非香港主論。區先生引述的數據提及,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訪者比率不足四份之一,相較一九九六年輕微下跌兩個百份點,而認為自己同時是香港人及中國人的比率佔百份之六十四。本人在文中強調,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人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這個年齡群組方是值得研究對象。事實上,若以年齡劃分,八十世代(即大陸俗稱的所謂「八十後」)自覺為「香港人」達33.3%,遠比非八十世代的20.3%為高。八十世代自覺為「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達48.1%,亦遠比非八十世代的39.8%為高。若合併「香港人」及「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兩項,亦即以香港人身份為優先的比率,八十世代為81.4%,比非八十世代的60.1%高出21個百份點。《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作者徐承恩先生亦有引用港大民調數字反駁區先生,筆者在此簡略複述。根據港大民調,在二OO八年上半年,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有22.9%自視為純粹香港人。那是歷年的低位。到二O一三年下半年,則已升至59.1%。

《本土意識》原文提到,「左膠與販民的賣港惡行一脈相承,除了中共港共及其喉舌外,左膠與販民就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清剿的賣港賊」。區先生引用敝人文章時,先再次斷章取義將「除中共港共之外」略去,繼而提到「要做賣港賊,也要講究資格」,為上述兩類人辯護。區先生說,「離地左翼社運人士無權無勢,後者沒有行政權力,要出賣也出賣得不多」,又寫道「能賣港,又正在起勁地賣的,首先是壟斷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特區高官和一眾大孖沙。從張曉卿撤換劉進圖,到李家傑狠批鍾庭耀, 都不難看出香港自治權的內部最大威脅是誰」。不知是區先生欠缺基本閱讀能力,抑或是本人詞不能達意,已投共的賣港高官及財閥,不正是本人所寫的「港共」 嗎?區先生為了幫民主黨護航,無視該黨過往劣行及其代議權力,抹黑本土派人士反民主,又誣蔑本土派不針對元兇、亂打無辜。實際上,賣港亦不必甚麼實際行政 權力,民主黨以民主派龍頭自居,死攬六四神主牌,卻於政改關鍵時刻背棄港人,堪稱民建聯B隊。另一邊廂,左膠屢次顛三倒四,於輿論上間接為中共及港共維穩,消耗民意。區先生把本土派說成為狙擊民主黨及左膠而生,指控無根無據,單是反對中港融合,已是本土派對抗財閥及港共政府的有力例子。

區先生多次亂扣《學苑》極右帽子,又提到「極右的特點就是媚上而欺下,對壟斷財閥絕無惡言,對基層人民則一臉鄙視,愛巨富而嫌貧窮。把這類立場稱為『激進民主派』,其實有辱民主兩字」。捍衛奶粉、床位及學位,每次均是爭取基層市民利益,左膠每次都失去蹤影。去年四月,英國超市自發推行限奶令,左膠最討厭的大財團有錢不賺,而左膠卻以包容論反對限奶令,結論與資本家的自由市場主義同出一轍,放任大陸人恣意來港搶購民生物資。

身份認同乃出於對文化及歷史的自覺,不論膚色種族,只要任何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忠於香港並以本土利益為先,就已符合歸化為香港人的基本條件。新移民是否香港人,任由他們自己決志。不過。離地販民主派及左膠,卻肯定是出賣本土利益的賣港賊,必須清剿。任何人若要執意繼續抹殺新一代年輕人的民族想像,悉隨尊便。不過,本土意識已成浩瀚思潮之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左翼鬥士們,請恕港人愚昧無知,無法理解你們的崇高意志與宏大抱負。願你們早日遠離法西斯之惡,在馬列毛的國度獲得赦免。

二○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副總編輯 
王俊杰

回應前學苑副總編王俊杰先生

區龍宇

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先生在他的臉書(後來又發表於輔仁網),回應了我在主場的文章《時危見節,世亂識良》。現在我簡單答覆他的質疑。多有未盡之言,留待他日。

究竟幾多大陸人民受到“荼毒”?

王先生指責我在引述其文“大陸人民‘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之時,沒有引述前面一句“受權貴資本主義所荼毒”,是斷章取義。我的答覆是沒有。他的全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是因,後面是果:因為大陸人民受到權貴資本主義荼毒,所以“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我的文章不打算分析其所謂因,只專注其所謂果,這是條分縷析,不是斷章取義。他那後半句,很清楚是全稱判斷,不是特稱判斷,所以讀者理解為他指稱所有大陸人沒有錯。事後王先生才說,他不是說全部大陸人,只是批評“劣質”大陸人。但這是事後辯解。王先生事後當然有權改變意見,我也歡迎他知錯能改,承認只有部分大陸人才是“劣質”,但如此的話,他有責任明確宣告天下,而不是假裝自己一貫。又如果他現在只認為部分大陸人才“劣質”,也煩請賜教,究竟幾多大陸人民是“劣質”,幾多是優質,幾多是不優不劣。

誰是香港內部的賣港賊

王先生又指責我只引述他的文章的後一句“左膠與販民就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清剿的賣港賊”,而忽略前面的“除了中共港共及其喉舌外”半句,認為也是斷章取義。然後接著問:“已投共的賣港高官及財閥,不正是本人所寫的‘港共’嗎?”我的認知是,港共一詞,專指香港共產黨員及其組織。這是一個極為秘密內圈,如果王先生有證據顯示香港的大財閥及其三代,或者香港高官,全部或大部都已經加入共產黨,所以都能以“港共”概括之,請通知一聲。

請勿裹脅本土

平心而論,王先生有些主張,其實是對的,或者有些不必然為對,但也不必然為錯。問題是,其合理部分,他太想私有化,視之為自己獨得秘方,繼而推斷左翼一定反對,或者從不贊成。這是對左翼的理論與實踐太不認識了。

並非只有“新民族”論者才主張本土。獨媒的一群朋友,早就這樣主張,並且在本土論分化出右派之後,鮮明主張不排斥大陸人民的開放本土論述。至於左翼,我兩年前的舊文《本地論述的右和左》已經說過,“左翼更需要對正在發展中的香港人身份提高敏感度。…左翼的責任就是把香港自主意識引向上述健康的方向,既不排外,也不排內,但決然捍衛和發展香港的民主自治權。”(註1) 然後我舉出蘇格蘭的獨立運動為例,指出激進左翼一直是獨立運動的前鋒。例如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此外還有魁北克獨立運動也是這樣。

不要學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

以為左翼堅持普世價值(其實我寧願用“普遍的人類解放”一詞),就一定等於排斥爭取本土利益,那是無知。以為是自己發明了爭取港人自決權,就更兼自大了。

事實上,早在1977年,那時的社會主義青年社(我當時是會員)就已經發表聲明爭取召開港人代表大會,反對殖民政府,自決前途,在街上派發,結果有成員因此被控告並被法庭處罰。

以為左翼是出於“大中華主義”來支持大陸民主,也是出於無知。左翼其實出於更遠大目光,出於國際主義,來支持大陸民主。港人之中,這類想法當然非常少,很多人之支持大陸民運,實出於樸素的,作為人的同情心而已。王先生卻連這樣一點的同情心都沒有,如此建構“香港新民族”,究竟是仇恨的民族還是有愛與慈悲的民族?更可笑的是王先生提議港人“如果希望為中國民主出力,可選擇回大陸推動社運”。他們以為支持境外的民主奮鬥,與維護本地人民利益,也是必然對立。但為什麼必然對立,真是天知道。港人紀念六四已經24年,有因此犧牲過港人利益嗎?有之,請說明。其次,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人權沒國界,各國人民互相聲援彼此的民主奮鬥,其實是常態。最成功例子之一,就是南非反白人政權的國際聲援。王先生竟然連這個起碼國際人權視野都沒有,真難想像他的“香港新民族”究竟有多新,還是不過是最狹隘的民族主義?又如果有一天“香港新民族主義者”受到政府鎮壓,此時外國人權及民主團體聲援他們,則王先生到時又是否會告訴這些外國朋友:“如果希望為香港自決出力,只能選擇來香港搞,不要在你們自己國家搞什麼聲援香港的運動!”

左翼看民族主義

真正的左翼維護民族/地區自決權。同時,對於民族主義也不會視為鐵板一塊。他們區分壓迫他人的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反對前者,同情後者。我兩年前的舊文,特別強調,香港的本土意識,是出於對受到中共壓迫的反彈,有其合理性。所以我提出“左翼本土”的論述。我同右派本土的分別,在於我認為,爭取港人自決權,不需要想像出一個“香港民族”。或者,即使這樣想像,只要不靠製造假想敵來無限拔高自己,只要不是建築於醜化大陸人民之上,那其實也無所謂,彼此之間仍然可以策略性結盟,共同向中共爭取自決權。不幸,王先生恰恰跌入這個胡想出來的仇恨民族論述。建基於仇恨大陸人民的香港民族主義,就是極右思維。事實上,王先生的行文,同許多右派本土一樣,充滿無根據的仇恨語言(hate speech)。言必“左膠”,用粗言指罵左翼,這是一個大學生在公器刊物上應為之事嗎?這是文明的態度嗎?

王先生諷刺左翼會在“馬列毛的國度獲得赦免”。把馬克思與毛澤東並列,正說明其無知。毛澤東說“自由主義就是不要紀律”,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是怎麼說自由呢?他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兩人的政治實踐有重大分別,不過我暫時打住,先等王先生賜教。

最後,要聲明我在主場的那篇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與任何組織無關。

2014年3月12日

註1:http://left21.hk/wp/2012/02/rp5/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