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基於周保松的《對本土論的一點反思》一文，掀起了一連串「左翼vs自由左翼」的論戰。這場辯論裡雙方的內容非常豐富，質素亦是近年網上辯論中難得一見。我無意參與論戰，只是想為這場論戰梳理一下，尤其是我回頭看回周保松的《對本土論的一點反思》，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東西。
這場論戰是因《對本土論的一點反思》而起。在這篇文，周保松的政治關懷很切實，主要針對近年香港興起的政治意識：「本土利益優先」。周保松注意到香港有部分人似乎把這命題當成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他認為這種想當然的政治理念是無道理的，任何政治理念都需要給予道德論證，說明它為何值得我們追求。
這便是周保松原文的核心論旨。我們可以看到周保松的切入角度是政治哲學式的，即他主要關心政治的正當性問題，要求（廣義）本土派論證本土利益優先的正當性。
文章後段提及的「自由左翼」、「左翼」、「自由右翼」界定問題，本來只作概念澄清之用，所以周保松最後才會提到／／將所有爭論標籤為「本土vs. 左翼」之爭，實在是過度簡化問題，無助於我們對政治道德的深入思考，因此也就無助於公民社會道德資源的累積。／／但意想不到的是，這場論辯卻以「左翼vs自由左翼」為主軸超展開，暫時仍未見本土派的具體回應。
有趣的是，假如周保松所言的「本土vs. 左翼」之爭，真是一種把問題過度簡化的標籤，那麼「左翼vs自由派（自由左翼）」的辯論是否也屬把問題過度簡化的標籤？如果它不是，為何不是？當一個人在現實之中面對具體的政治問題，他往往需要一套政治理念來支持自己的政治行動，這套政治理念可以是本土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自由左翼、自由右翼等等政治理論，也可以以上都不是。畢竟，政治理論是死的，意思是，它能提供大量理論資源，供我們思索、反省自身政治行動的有效性與正當性，但它不應成為我們的教條。假如有人以任一政治理論為教條，他的視野將會受到限制，最後社會裡持不同政見的人無法相互交流，大家只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政治爭鬥白熱化，這便是人們常提到的標籤之害。
這場「左翼vs自由左翼」的辯論，有沒有這種標籤？乍看來沒有，但當辯論愈來愈趨向傳統馬克思主義批判自由左翼的進路，我又像見到熟人一樣，因為這論題其實早在國外不論學術界或公共領域已有相當幾十年的爭論：自由派談道德、馬克思主義否定道德；馬克思主義談剝削與階級鬥爭、自由派不談；自由派以民主與政府的改良制度為政治改革的主要手段、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團體起來進行革命……等等，周保松的原文目的，很明顯是想拋棄這種把問題過於簡化的討論方式，希望人們拋開理論成見，對具體的實質問題進行論證，但這場論辯愈接近「左翼vs自由左翼」，它便顯得愈「離地」與理論化，愈與香港當前的具體政治實況(至少是一些香港人的政治關懷)無關。
當然，什麼是當前香港面對的具體實況，這也可能因政治理論掀起分歧。自由左翼主義立場，應該會認為香港面對大陸的壓迫、港府的角色愈來愈無能、香港的經濟結構偏向大財團，沒有民主普選權利、自由權利亦愈來愈受到剝奪。在這點上，自由左翼主義立場與廣義本土派的立場相近。
但如果是傳統馬克思主義，他們又會怎樣看待當前香港面對的具體實況？這並不容易搞清楚，有些可能會承認中國殖民香港，有些可能否認這點。傳統馬克思主義本來不會談權利、道德、甚至民主自由，他們的進路是階級分析，如果要分析大陸與香港的關係，他們會以兩地的資本與勞動階級的流動為主；如果要分析香港本土的政治鬥爭白熱化，他們會歸咎於資本主義所引致的各個政經結構問題。
但這也是廣義本土派一直批判左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起點。廣義本土派認為左翼「離地」，把什麼問題都歸咎於資本主義，在政治行動反而變得犬儒，難以行動。如果按照左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任何不衝擊資本主義制度的行動都是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但我們如何解決「資本主義」這個大魔頭或根本問題？怎樣才能夠真正衝擊資本主義呢？當這些具體問題拋出來後，不少本土派或香港人會覺得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很低，因為它往往無法為具體的政治困境提供具體的行動指標，傳統馬克思主義只會提倡動搖資本主義結構的行動，但誰有那麼大威能可以動搖資本主義結構？於是傳統馬克思主義只能談無產階級的大團結與革命。
說來詭異，傳統馬克思主義不愛談道德，依本人觀察，本土派也不喜愛談道德，他們只喜歡談行動的成效；傳統馬克思主義喜歡談革命，本土派最近也出現一班革命派。兩個對立明顯的政治派系，在這兩點上卻有相似性──雖然兩者在這兩點的具體論述上差異巨大。然而，自由主義左翼在這兩點上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自由主義左翼喜歡談道德，認為各種政治行動都需要公共證明它的正當性，手段的成效不能凌駕正當性。所以自由主義左翼同時不輕言談革命，因為如果真要革命，影響力將會巨大（譬如傷亡），我們需要慎重考慮，所以自由主義左翼喜歡談改良──即使馬克思主義如何批判改良主義缺乏成效也好，自由主義左翼也會傾向修正改良的方法，而非革命。
其實，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解決資本主義問題，與當前香港面臨的困難的距離是非常遙遠，如同一般人難以想像為什麼非洲兒童的困苦問題需要自己負責一樣。我猜，這也是為什麼自由主義左翼愈來愈受歡迎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周保松要從最傳統的政治哲學思考方法入手，因為它能夠提供正當性證明，說明為什麼現行香港的種種制度充滿不公、面對各項具體問題，我們又應該怎樣判斷當中的對錯、假如我們要爭取自己的權益，應該進行什麼行動、這些行動是否只講究成效而非責任、如果不是，行動者需要負上什麼責任？
假如我們認為道德屬政治權力的符號或工具，而非真正的理想性規範，可以在政治場景裡建立的權力術語、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歸咎於資本主義，那麼我們似乎會把上述的正當性問題全部取消，只談手段與成效，但左翼與本土派在根本理念上的分歧那麼大，所謂成效的理解也只會變得截然不同（因為手段與成效的判斷是相對於目的）。在此問題上，我們有沒有新的切入角度、這個新的切入角度是否需要開始談正當性、權利與責任？自由主義左翼的立場與討論方式，是否能成為我們思考香港具體問題的新角度呢，我想這才是周保松刻意提到自由主義左翼的原意與強調「道德論證」的原因，也是大家可再重新思考與撰文的角度。當然，「左翼vs自由左翼」的辯論我仍是樂見的，畢竟香港根本長期缺乏政治理念的公共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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