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日期：4月24日
地點：灣仔藍屋
主辦：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講題：警隊的轉變和警權問題
第一部分
何家騏是專研警隊歷史的學者。他說過去十多年，香港警察一直予人專業形象，無論對外界還是行內專家，皆獲好評。然而近一兩年，尤其自傘運後，警隊表現備受爭議。
何先闡釋當年香港警察，一度被視為腐敗淵藪，故有「好仔唔當差」之說，及後漸漸脫變為亞洲之首。然而已多年不復提的「好仔唔當差」，今日再度發酵。
他解釋香港警隊有特別的背景和歷史遺產：不同於一般國家的民警，它是半軍事化組織，遇事可探取軍事式行動；因為香港援引愛爾蘭的殖民地警隊模式，有需要時可使用武力；而且香港只有一支警隊，不同於其他國家，多支警隊分別由各地節制，有不同編制，香港警隊高度中央集權；而且香港警察不純由本地人構成，種族混雜，如689之父就是山東警察；並實行新人管理，即山東人管廣東下屬，英國人管山東下屬，以夷制華，以求層層阻隔；二戰前警隊避免與本地人有緊密聯繫；英國成立香港警隊，非為香港市民服務，只為保障英人在港利益。
何解釋以上情況，自二戰到七十年代，三度改革而起變化。
香港警察一直要求的政治中立，亦有別於政治學的政治中立：不親國民黨或共產黨。所謂「政治中立」不純是操守，且是入職，晉升的必要條件。如被發現與北京或台灣有任何聯繫，絕無希望考入警隊；七十年代前，升任幫辦更需太平紳士擔保。當年能夠得到太平紳士擔保，而成為警隊管理層，或多或少與英國有聯繫，所以他們其實有價值取向。
本來香港警隊的防暴力量很弱，為免出動英軍，自56年開始改革，增設警察訓練營（PPC），即現在PTU的前身。自始香港防暴主力便由PTU負責。
現在警隊不再維護英國利益，說維護香港社會穩定。然而現時賦予警察執法權力的治安法例，多在六十年代因應六七暴動而設。
六十年代末，警隊為反貪進行最後一次架構大改組。八十年代開始本土化，培養本地警官，曾偉雄便是最後一任曾赴外地受訓的處長，現在再無警長需調往英國受訓。
何指警隊往往出於被動，迫於形勢改革，而且多受法庭判決影響，如蘭桂芳人踩人慘劇，促使警隊改進遊行管理和人流控制。
接下來，何提到究竟香港警隊的歷史，能否回應三大問題？
一，為什麼我們對警隊的認受突然大跌？
回歸前的皇家警隊，效忠的是英女皇，並不以取悅市民來爭取認受，這是殖民地警隊的常態。香港市民其實是逆來順受，但港人卻受落。覺得回歸前皇家警察好好，回歸後墜落，可能是誤解。回歸後，警隊須轉向兩個對象輸誠，一是中央政府，另一邊是香港市民。何以打工仔為喻：服侍兩個老細的工，好難打得好。回歸時大家期待一切不變，平穩過度。然而即使真的不變，本來向英國負責，現在真相是向誰負責？
何提醒我們忽視一些重要問題：強調不變的後果，其實使香港警隊沿用殖民地體制。五十年不變結束後，難道警隊的模式向內地靠攏？應該如何轉變？終須要面對。
二，何為最低武力？有沒有國際標準？
何說928後很多人走上街頭，很大原因是放催淚彈令人難以接受，大家都始料不及。何認為較諸一眾警務政策，香港警隊的手法未必濫暴，但視覺效果很差，政府的期望管理徹底失敗。
三，何謂酌情權？
何說根據學術理論，當一地人民與政權愈少信任，雙方都愈難運用酌情權。正因香港現在失去互信，因此無論行使酌情權與否，都會惹來爭論。
他指回歸前警隊有政治局。港督有相當獨立的大權，警務處長和政治局亦然，毋須受布政司制約，可直接按港督指令行事。回歸後變得複雜，特首和警務處長皆由中央任命，儘管警務處長仍屬公務員，但在其上的保安局長，則變為政治任命。三者的權責不清，由誰決定放催淚彈，至今仍撲朔迷離。何作為學者，認為制度至關重要，公眾卻難以檢視。
最後，他解釋自己為研究警隊史，認識不少警察，他們都篤信自己奉行政治中立，而港人亦習慣去政治化的生活，自覺不問政治，便能安居樂業。但到如今，去政治化的心態，已經寸步難行。
他說要解決警民關係，需要政府有心有力，真誠想解決問題。例如七十年代港督因應六七暴動，改革警隊。的確切中肯綮。
他還點出問題給我們參考，1999至2005年，政府停招公務員，唯有警隊招聘少量人手，但自始以後，再無長俸制公務員。警隊內有著一批有長俸的成員，和沒有長俸的新血，不僅對警隊的忠誠，乃至全體公務員都有影響。後者的思想未必再和前者一致，將微妙影響未來政府運作。
第二部分
陳玉峰是早已關注警權問題的律師，然我們則多自近年才開始留意，亦多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
陳指警隊透明度不足，外人難以監管警隊運作。然而認知不足下，單純的負面印象，也會使前線示威者情緒化，動輒粗言穢語，甚至拳腳相加。
陳以警察用合理懷疑抄牌，拉人為例，警察有莫大特權。但到我們問對方取委任證，卻是另一回事。她試過被軍裝阻止前行，問對方出示委任證，對方舉證一揮即收，不可能看到內容。陳要求細看，對方明言不肯。警察不欲人知其身份，正是近年警察濫權最常見的事例。
陳笑說警察在人多時表現威武，卻用各種古怪手法，避免被拍到委任証；如畢竟遭點相或起底，就有歇斯底里的表現；而警察行必時抄牌的對象，往往取決於約定的成見。所以她平時行街，從未被警察逗過。所以警察找不到她這位受「低調通緝」甚久的嫌犯。
她從警察的角度出發，解釋他們強調男子漢的團體精神，心態與我們有別，執著男性的氣概和尊嚴。例如她陪示威者報案，他們的態度會很差，黑口黑面；然而陪女孩或婆婆報案，他們就會以保護弱小者自居，表現善良。但因此他們亦難以疏理壓力，常見酗酒，好賭，及瀆職等失控表現。
例如2011年在七一遊行拘捕她的女警，原駐深水埗，由下午三點當值，到翌日早上七點才完成程序。他們的狀態不易讓他們有專業判斷。警察的問題不獨是個別問題，警隊的結構也影響他們表現。一般人面對加班也會憎老闆，警察的加班可用錢和假來彌補，但警隊未能給予足夠情緒支援，警察轉而敵視示威者，無法專業地理解示威者的訴求和合法權利。警隊少有從法治的角度規勸警察，反而多從防範的角度渲染示威者的危險，從而加劇對立。
她最近去天水圍警署協助反水貨被捕者，署內擺放藍絲支持警察的心意卡，警察不覺得這樣違反政治中立。
她也認同以國際角度，香港警察對示威者未算太差，但從另一方面，事實亦反映香港示威者的行動遠未及外國激進。
她說警方自反世貿初用胡椒噴霧，當時交代過原則：一，不近距離使用；二，不射眼；三，使用前先警告；四，施放的警察，事後要助傷者洗擦。但其後警察不再提。國際慣例，警方使用有殺傷力的武器，須公開守則；動用過的警察，亦須記錄並解釋理由。但香港警察從沒交代。現在警方亦常拍攝示威者，但片段由誰保管？市民能否索取？如英國已經立法監管相關證據，但香港亦付闕如。
而且警察通例不必對外公布，網上所見並非最新版。作為內部指引，警察有否違反警察通例，我們並不確定，也無從追究。有否違規，如何懲處，警方毋須交代。
最後，陳說警察還有另一番苦況。她的朋友出於好奇，翻閱警察朋友的FB，發現他們親友的頭像，多換上黃絲帶，尤其是朋輩。警察在私生活圈子找不到認同，所以他們更埋首在同僚的圈子中相濡以沫，甚至對藍絲反智式的支持，也甘之如飴。
最後她說，制約警權首要教育。她慨嘆一直以來，已多番提醒抗爭者，別向警察說任何話。然而被捕者總有滿腔情緒想找人傾訴，屢勸不聽。有時社運老手亦不可免，會向警察講哲學。反而一位被捕學生因有聽障，只聽到她教「我冇嘢講」，亦聽不清楚警察問什麼，故能恪守她的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