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零一四年，其實很多人和細輝一樣，都曾經捱過胡椒、見識過催淚彈，在「兩岸三地」（維港兩岸；金鍾、旺角、銅鑼灣）的現場討論過當前運動的形勢和策略；該如何應付政府、如何支援行動。這樣種種都構成了這個「大時代」的共有記憶和集體經驗。但是在雨傘運動過去了半年有多、已經被人稱作「後雨傘」的當下，一切彷似已經回歸日常；工作的繼續工作，上學的繼續上學，曾經浩大的佔領運動似是已經失去它的政治能量……
但是如果要公正地評價這場運動，就不能不提到它其實是一場遲來的政治啟蒙，它促成了包括細輝在內的不少人的政治覺醒。在金鐘工作的細輝，開始的時候只想了解一下到底這一群學生在「搞乜東東」，後來卻每一日都穿著著廚房的工衣到現場支援學生，在整個佔領運動當中他都在思考著「那我們做過些甚麼呢？現在是他們（學生）走出來幫我們去爭取……不是應該由我們去做的嗎？」終於他在包圍禮賓府的晚上想明白了「我整晚都在思考這一個問題：到底是學生幫我們爭取、還是我們都應該站出來呢？為什麼呢……？原來我們都是奴隸！我們為了食、我們為了住、我們為了不要失去了工作、我們為了養家……這樣政府就將我地變成奴隸，不要說爭取民主，我們即使想去玩也是不容易！」
由階級意識到階級分析
「我o登一聲醒左……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這樣的資源分配當然是錯的！」的確「o登」的一聲，細輝對世界的理解已經完全不同；他對行業中的苦況也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細輝對於自己廚師的身份其實是相當之自豪的，他認為香港的廚師是全世界最了不起、最懂變通，他們可以將世界各地不同的菜色都加入香港特色。比如中國的川菜是「辣到無倫」，但是不論你是香港人也好、四川人也好、外國人也好，香港的廚師都能夠將川菜烹調得人人皆宜。但是為什麼他們這行業在其他的地方受到他人尊敬，在香港卻不能呢？而且外國的廚師，例如在日本和台灣，他們會享受自己的工作，是有閒暇去設計一些新的「美食」，但是為何在香港卻沒有機會讓廚師這樣做呢？因為在香港，廚師這一行既辛苦、工時又長，年輕人卻步，進而使問題更嚴重。細輝笑言「九十年代已經很少人入行，我們初入行的時候收工“o靚”仔就要『洗野收檔』，師傅就出晒去架啦……咁到我升師傅呢，又係我『洗野收檔』……咁咪享受唔到做師傅既優惠囉！」
所以細輝三年前已經和現在的骨幹說，我地需要一個會，是為了不再被老闆欺負，是為了自身利權益而且也是一種維繫；讓大家互相介紹工作和照應。可是經過雨傘運動之後，細輝發覺互助性質的「會」已經不能解決他心中所思考的問題，因為「有好多東西不只是老闆去欺負我們，而是政府欺負我們，好像我們面對的住屋問題，不是老闆的責任……是政府的地產政策失衡導致。好吧，到我生病的時候，你們可以看便宜的門診，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很貴的夜診又或是急症室，所以根本政府就沒有照顧過我們！我地去看急症－六個小時！天啊！看完已經天亮，而我還要上班……」
「又例如工作，我可以捱麵包，我可以食好平的飯盒，但我必需要捱貴車去返工……係咪又係政府啊？點解可以讓他們可以亂加價啊？那個可加可減機制！種種其實都是政府的政策出現問題！」
「而點解我地會無人入行呢？因為政府令新人睇唔到前景……嘩！一日做十幾個鐘？唔好玩啦！假期又無得放？唔好玩啦！如果政府為標準工時立法，情形就會扭轉……因為最緊要都係工時長的問題！」
所以最後細輝決定要組織一個政治性的工會；「我必須要成立一個會，必須要成立一個工會」，細輝從訪問一開始就是如此說道。
工會作為運動參與
細輝也總結了這次雨傘運動，他認為行動太過鬆散，其實是需要有「大台」，雖要有人發號施令，但誰去做呢？他答道「我們可以共襄的。」所以他認為工會以及不同工會的連結是很重要的，他認為「必需倡議在不同的行業籌組工會，做好每個工會的工作，教育好每個工會的成員，將來再走出來抗爭的時候，我們只要每一個工會派一個代表來開一個大會，那就可以走出來抗爭！」
「怎麼辨？」其實就是縈繞著我們問題！我想去組織、去連結、去壯大萎靡已久的公民社會就是答案。這正是細輝和街工的朋友正在實踐著的事……
文：一木
編輯：Jessie Kw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