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覺得戴卓爾是在希特拉後，歐洲最具破壞力的政客之一。這星期看了兩套記錄片，一套關於戴卓爾執政時期，北愛爾蘭衝突中被性侵犯的女性囚犯，一套關於一個老話題：1984年的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片名叫Still the enemy within。那次罷工失敗後，英國工會運動就陷入無止盡的衰落，工黨曾經有非常雄厚的工人階級支持，代表了全國一半工會，現在其勞動階層根基亦今非昔比。
戴卓爾當年將罷工工人稱為破壞民主，妨礙社會進步的內部敵人，且用停止失業救濟的方法逼使工人停止罷工，這部份歷史已經太為人熟知，不贅。Still the enemy within除了訪問當年的罷工煤礦工人，也訪問了跟他們站在一起的學運組織﹑黑人組織﹑女權組織﹑同性戀組織（之前寫過了Gay and Lesbian support the Miners的故事），體現了所謂solidarity的意義－－正如當日同性戀組織領袖Mark Ashton說：「我們知道政府可以有多暴力，我們曾經是受害者，所以當你們今日身陷困境，我們知道你們跟我們是一體的。」
我們都知道最後的結局。戴卓爾為（國際及本土）私人資本開拓市場的決心如此強硬，罷工工人經歷接近一年零收入的日子，最終被逼復工。罷工結束，英國的工會政治從此亦一蹶不振。
我卻忘不了片中其中一位罷工工人說：當時只要有另外一個行業的工會支持我們，歷史就會改變。
香港人不會不理解那種無力感。以法治為藉口抹黑運動的政府。扭曲是非的黑警。偏頗的傳媒。比天更高的樓價。「二零一七一定要得」的荒謬。屬於我們的一點一點慢慢消失，而我們束手無策。他們有錢，有權力，有影響力，有警察幫他們做所有dirty work，他們可以在巴士上向我們欣然揮手，製造上下同心歌舞昇平的幻象。佔領運動沒有製造奇蹟，我們憤怒，無力。我們都一樣。
然而我從來不理解在我們自己中間製造敵人，到底有甚麼用處。霸權不止由上層的權貴製造，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鞏固這個結構。我們很容易覺得只有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社會的其他面向，尤其是那些非我族裔的，似乎與我無關。於是他們的生活不值得我去維護。無法改變更大的局面，那就攻擊我們當中比我們更弱勢的人，並且是以攻擊霸權的姿態去批判。由此感覺自己是反擊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昨晚朋友跟我嘆氣說：東北輸了一半。我說荃灣榮豐大廈逼遷也很可怕，連老人家回去拿藥都不許，手段愈來愈強硬。今天驚見有人強調說，那些居民大都是新移民，香港人不應跟車太貼。
我莞爾。連住劏房，做社會裡最底層最不幸的人，都要分誰優先？連抵抗官僚暴力，都要看看受害者是否非我族裔？
其實世界比我們所想像的要緊密。全球化，科技進步，資本流動永遠比組織任何抗爭要快，而錢是沒有國界的。抗爭的人卻劃地為界，指向的敵人到底是誰呢？
戴卓爾夫人是個厲害角色，不過一個為了維護利益輸送而「not for turning」的政客，不配叫鐵娘子。鐵娘子的稱號應該給那些煤礦工人的太太。工人階級的女性，大多比較傳統，但那個年頭，她們不止組織公共飯堂，也上街去遊行抗議。真正「現實」的政治應該為每個人都爭取發聲的權利，是組織，是團結。
因為現實的道理，連孩子都懂：走散了的羊，是最容易被狼吃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