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專上院校爆發公投退聯潮，在很多人眼中，是「自由派」和「右翼」之爭，左翼不管站在哪一個立場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兩方的棋子。這個判斷之所以是真實，全是因為在欠缺左翼的論述和組織底下，解散學聯就等於是把一個屬於社民派、自由派的組織瓦解，成為發展右翼社會運動的潛在地。或者是，左派一旦支持自由派社民派的學聯，就難以透過「內部改革」的方式把學運引導到我們期望的方向。
學聯到底是甚麼？
撇開歷史上其「根正苗紅」的「左派」背景、學運開花的「火紅年代」不說，天安門事件以後學聯其實在2009年以前的社會運動參與度不高。也就是說，除了「六四七一」的「社運春秋二祭」那些跟政黨政治走得很近的社會運動以外，2009年前的學聯基本上在社運是缺席。2009年開始，由於學界社運風氣與日俱增，學聯同時坐擁大量資源，又名義上代表了學界，有非常龐大會員基數，自然在新一波學生運動潮流之下成為了學運的聚合點。
可是，其優勢並不在於其參與度。其實，由於學聯內部實行學院共識制，介入議題的能力不高，也非想像之中活躍。舉例說，如果有一間院校反對某個運動，學聯則無法以學聯身份參加。學聯在運動之中的優勢卻是在於其代表性。它以間接選舉的方式代表了香港學界，雖然其內部的院校否決權機制使它難以介入政治運動，可是當一旦介入了，往往有具大的公信力和代表性。以至在例如雨傘運動的時侯，它竟可以高調設立「糾察」來維持大台及其訂立的秩序。這個具公信力、學界代表性才是它在統領運動之中的威力。
代表性危機
上述這個所謂學聯的代表性雖然有力，卻是虛偽的。前城大學生會會長、學聯常委、現任支聯會常委李浩賢曾就此事寫了一篇公允的文章。他強調由於學聯「體制上及產生辦法上的結構性問題及不民主成份」責無旁貸，必須改革。換句話說，即是學聯根本沒有可能以現行方式存在而自圓其說。它要麼就是自我改革，變得對公眾的批判更敏感，要麼就是被其他形式取代。有些人害怕退聯以後，學界會失去領袖，從此沒有學運，那其實是錯誤倒置了社運和學聯的關係。並不是有了學聯學生才關心社會，而是社會運動的風勢強了，才把擱置多年的學聯激活。
學聯的代表性問題是前朝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而過去數月被同學們指出這個問題以後，又由於無法及時修補，醞釀了一場公關危機，最終爆發成退聯潮。同學們主要是不滿強迫會員制、「被代表」、程序不透明、欠缺獨立投訴程序等等。退聯的擁護者本著要「體制民主化」的出發點，從要求學聯改革到提出退聯的公投程序。保聯一方卻相反地提出，體制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學聯在實際上有種種界限，難以達成絕對民主，因此必然只有代議政制模式。
左翼在運動之中的代表性
誠然，根據現實分析，學聯其實由於其體制的特徵，不常介入社運。可是，一旦介入了，又會出現了代表性的問題，挾學生會之名「代表學界」，是一個隱性的危機，雖然也非急切。是次退聯風潮，由一個積累以久的制度問題、演化為一場雙方敵裡分明的公關危機。雖然學聯已在4月14日發表「改革立場書」，繼續以保持「院校獨立自主」（否決權）的方式掩蓋運動之中代表性的問題。
我們質疑的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在大型的運動爆發以後，到底存不存在一個公開討論空間，讓一些跟社會主流意見相衝的議題在學聯之下被帶出？還是，在經過院校共識制的高門檻以後，學聯就成了運動之中的「一言堂」，學生就再沒有方法介入這個他們間接授權的組織任何的決策過程？左翼在現行的政治生態之中，暫時絕非主流，可是，如果在大型運動之中我們也要倔服於間接民主的「被代表」的制度，這是對我們的發展百害而無一利。由於我們暫時還未見學聯在這方面有自我改善的能力，也未見在院校共識制當中這樣的議題有改善的可能被通過，因此，現在退聯、再組織學生運動的平台，是實際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