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識的長者，好幾位都跟我說過，他們身份證上的出生年份是假的。他們年青的時代，「報大數」或者「報細數」，以增加職場優勢，是非常普遍的事。只是再也沒想到，這樣的事情，幾十年後，他們垂垂老矣之時，還會發生。施伯用假身份證「報細」十歲，獲得保安員工作以賺取生活費，結果被判監四個月。
無可否認，用虛假證明文件，在現代法治社會，是非常嚴重的罪行。然而，社會高舉法治文明的同時，其他方面的水平，又趕得上嗎？
香港經濟繁榮的面紗之下，存在著嚴峻的環境與社會不公義。前者見諸我們極端耗費資源的生活方式，後者則莫過於基層的貧窮問題。
這個城市長者貧窮問題之深，在發達國家地區中，僅次於南韓。據樂施會統計，長者每月平均支出比入息多500元。預期壽命延長本是好事，但對於積蓄有限，生活拮据的基層長者，長命就是長捱。
這不是很可悲嗎？活在貧窮中的近三十萬長者，有幾個真的因為「少壯不努力」，而換得老大傷悲？
傳統農業社會家庭關係緊密，後代人數普遍較多，一般都足以奉養長者晚年。無兒女者可以依靠宗族鄉人；無親無故的，還可以尋求士紳、寺廟等社會力量接濟。
社會在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蛻變為陌生人社會，此一網絡逐漸分崩離析。隨著各種制度建立，個體生命週期受制度約束更深，入學、投身職場乃至退休年齡，均有一定標準。施伯要在法例規定退休年齡後繼續工作，面對各種限制。與此同時，社會分工愈趨仔細和專門，我們的職業生涯也更受市場趨勢影響。雖然年紀與工作能力並無絕對關係，但僱主多半傾向僱用較年輕的求職者，中老年人在勞動市場之中，確實處於劣勢，可以選擇的工種也相對少。
融洽家庭和尊老文化固然值得鼓勵，但要回歸從前熟人社會的狀態——仰賴家族和社會慈善照顧長者，是決不可能的。現代社會的實際情況和道德倫理觀，都不容許如此。子女數目減少，而不少成年子女自身經濟狀況都相當窘迫，無力負擔父母生活。今日社會養兒未必能防老。另一方面，經歷平等、自由、公義等價值觀念洗禮，大部份人都會意識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多少是社會制度造成的。因著這種認知，我們認為扶貧不僅是慈善，亦是社會責任所在。政府手握最多的社會資源，由官方承擔財富再分配的工作，提供社會基本保障，防止「路有凍死骨」，使得低下階層都能享有公民自由與平等權利，已成社會普遍期許。
香港當然不至於沒有社會保障制度。本意為敬老的生果金，而今實際上亦變為養老金，然則每個月一二千元的額度，以香港目前的生活水平而言，再節衣縮食也不能應付。（蛇齋餅糉如此吃香，又豈只是一個「貪」字可以解釋？）
有人馬上會說，我們有綜援啊。
事實是，不少合資格的長者，都沒有申請綜援。如果說年輕人依仗社會福利度日是不思進取，經濟有困難的長者領取綜援，似乎也不是一件過份的事。然則，很多長者本身已經視倚靠他人生活為恥辱，基於自尊心而抗拒政府福利；俗稱「衰仔紙」的「不供養父母證明書」規定，不僅強化此一負面印象，更有可能傷害老人與子女之間的關係。
施伯的個案令人扼腕而嘆，卻亦不意外，它正是香港現行長者政策弊病的反映。官方將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界定為長者，意味著他們應該自工作退下來安享晚年，然而，很多長者面對經濟隱憂，根本欲享清福而不得。物價飛騰（讀者不信請看看豆豉鯪魚幾錢罐），積蓄不敷應用，投資風險大，子女未能供養，又不想食政府飯，就惟有「自力更生」——用假證搵工了。
原刊於成報國是港事專欄 2/5/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