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家余華說：「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仿佛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里：同一個舞臺上，半邊在演出喜劇，半邊在演出悲劇。」這個劇院更是濃霧瀰漫：在中國，真實與荒誕的交錯、華麗和黑暗的對立，前現代或後現代的混雜，都讓其成為多則難解之謎。因此，此前中國作家許知遠有一本書叫做「祖國的陌生人」，另一位中國記者楊猛則在最近出版了一本書「陌生的中國人」，兩個書名雖然主客體異位，但都表達了他們對於自己國家及其人民的陌生。
西方的中國觀察者當然更是不斷嘗試從各種角度描述與理解中國。紐約時報書評在本月刊登一篇文章「一個在中國的美國英雄」，是由資深記者伊恩強森（ 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撰寫。這個英雄指的是紐約客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他的兩本關於中國的著作「江城」和「尋路中國」在中國大為暢銷，超過五十萬冊，讓他成為一個名人，或者說最著名的書寫中國的西方作者。
張彥說，何偉的著作挑戰了過去外國媒體對於中國的報導方式，因為他主要是觀察與描述他所看到和遇到的中國人，而很少表示立場與意見；他也不會去報導重大的新聞，而是透過書寫一般的中國人，如長江沿岸的小鎮人們或者北京附近農村人們，來凸顯中國的巨大變遷。例如，何偉以紐約客記者身分住在中國時，劉曉波依然活躍在公共領域，但是他從來不寫他們。相對的，在他之後擔任「紐約客」駐中國記者的歐逸文(Evan Osnos)，就寫了許多長篇報導關於艾未未、韓寒或陳光誠。
何偉對張彥說，在中國「政治沒那麼重要，尤其是當聚焦於那些挑戰國家的異議份子」；且這些異議份子對大的局勢也沒有這麼大影響──這我是不同意的。因為這些異議者讓人們見證了中國公民的勇氣與道德，尤其所謂挑戰國家的異議份子雖然可能是不能見諸於媒體的體制外異議者，但也有許多是在公共領域可以發聲的維權律師或公共知識分子。這些人所能呈現的批判能量、對讀者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而他們被打壓的程度，更可以反映中國國家機器對社會控制的程度。例如，2012年至今，公共領域中的自由派聲音幾乎徹底消失，媒體本身也受到嚴重打壓，前陣子五位年輕女權人士被逮捕更說明中共對於組織性的行動嚴厲鎮壓。所以，對一般人民的關注當然重要，但是何偉也低估了中國（有限的）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者對理解中國的意義。
何偉的案例也引起一個重要的辯論：西方作者該如何面對中國的出版與言論審查？他們應該要接受審查而出版嗎？何偉的書因為少觸及敏感議題，所以可以出版中文（當然書中若干敏感處仍會遭到刪減，他的「甲骨文」一書則因為敏感處太多而未在中國出版）。但去年出版「野心時代」一書的作者歐逸文則在紐約時報投書說，他不願意出版被刪減的簡體版，因為那會讓中國讀者誤會外國作家是如何看待中國。對於這個問題，何偉自己在最近設立一個中文網站，把他書中被刪減的部份列出來，他也要求他的中國出版社在書的新版中提醒讀者這個網站。
2012年五月底，出版何偉的書的中國出版社邀請我去上海和北京談何偉剛在中國出版的新書「尋路中國」──或許是因為我們都是從外國人來觀察中國。但可能因為提到敏感話題，所以一個月後，我要再次進入中國時，被禁止入境了。
這是中國的審查制度。
原文刊在台灣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