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講回收，取決於價格，絕少談價值。
鋁罐、銅線、紙張，有價有市，便叫有價值。塑料、發泡膠、玻璃樽呢？
推動減廢的「結束一桶專棄」朋友，某年七一遊行在街頭做回收。上百位義工將宣傳單張、鋁罐逐一分類，又把膠樽解體，分了樽蓋、招紙，再把樽身踩扁，壓縮佔用的空間。忙了五個小時，收集到一萬六千個膠樽，賣得約九百大元，剛夠抵銷運費車資。至於360元的收入，是賣紙所得。
按最低工資計算， 100人x 50小時，理應盛惠15,000大元。但現實是，揮汗勞累了五小時，換得不成比例的360元，以香港主流的「成本效益」評斷，這樣的回收行動，是血汗十足，卻不值錢。膠樽回收價拍得住廢紙，但輕身和佔空間的「死穴」，命中註定是蝕本貨。
循這套計算經濟效益的思路，我們是該慶幸本港塑膠還有32.1%(2012年數據)的回收率嗎？無怪乎，我們理所當然地、把塞滿相當於68萬輛貨櫃車的塑膠，扔到堆填區。這67萬公噸遭遺棄的塑膠看似無價值，但大家心裡明白，棄置到堆填區，還是要人埋單找數。而在云云塑料中，膠樽命最硬，除擁有難以分解的金剛不壞之身，脹鼓鼓的樽身，「生人霸死地」般吞噬著寶貴的堆填空間。
說到底，這許多遭遺棄的塑料，並非垃圾，而是資源，堆填區不該是其歸宿。然而，應然未必等同實然，在「經濟效益」的大旗下，再崇高的道理是鑽不出石油的。所以，人們要發明生產者責任法規，規定生產和使用膠樽、電子產品、或過度包裝的人，分攤環保責任；舉如透過按樽，或者制訂業界回收比率指標，增加低價回收物的「市場競爭力」，減少浪費。
我在首爾還看到以下的一種做法，期待香港也會出現。
首爾東北的江北區，有個建在山洞的資源分類廠，每日接收區內34萬人產生的膠樽、發泡膠、玻璃、光管、電器，甚至床褥。工人手腳麻利地從運輸帶挑出鐵罐、膠樽等可回收物，一袋袋分好。
不分類，這每日60噸的資源將名副其實成為垃圾。分了，便可賣給不同的回收商，循環再用。對回收商而言，收集、分揀的工序很費勁，現在政府沒有把責任扔給「市場」解決，反而承擔起前期的處理角色，直接減輕業者的運作成本，刺激產業發展。
回收分揀工序技術性不高，入行門檻低，能吸納低學歷及中年人士加入。這間工廠有120工人，很多便是當地居民。工人每天工作7小時，時薪大概40港元，較我們的最低工資高。別忘了，南韓人均GDP較香港還低一截呢。一間分揀廠聘用人數有限，對紓緩基層就業壓力杯水車薪，但南韓政府1995年推出廢物收費，生產者責任等源頭減廢的法規，便促進了回收及再造業的遍地開花，為基層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香港回收業面對的經營問題，同樣困擾首爾。不過，分類廠廠長明白說了，作為政府，不能事事以經濟利益行先，也須顧及社會效益，也就是關顧基層，和促進產業。
要讀懂首爾的故事，請要先放下經濟效益的慣性想法，把環保及社會的效益放前一點，那麼價格和價值之間，距離可以很近、更近。
2015年4月9日《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