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國偉宣教師 春天教會
先重溫中學生的經驗。2003年，三千名中學生在7月1日中央圖書館外集合，參與爭取普選的大遊行。其後，中學生聯盟成立，他們開始寫章則，試圖以嚴密的典章制度，弄清會員、領導、學校學生會的關係，以及行動的授權機制。
2011年，學民思潮成立，他們由最初三數十人，經過一年的社會運動，以簡單的發言人、分區聯絡人組成簡單的機制，發展成為一支帶領20萬人集會反國民教育、再轉向爭取普選的勁旅。
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的分別。中學生聯盟在未行動之先，就希望能透過代表機制（代議政制）選出在任期內有合法性的代表，去represent（代議）會員大會期間，會章規範整個組織的宗旨相關的活動。如果宗旨有寫關心社會，那麼幾乎所有社會議題，會員代表（可能是執委會）都有權作出以會員名義的表態，又或是號召會員參與。在會員立場明確分歧時，才需要以全民大會，或者藉公投去凝聚組織的立場。
相反，學民思潮並不具中學生聯盟期望達到的代表性。他們的領袖提出一兩個明確的議題，以媒體讓全民知曉。他們的力量，不是來自組織中的會員授權，而是行動中，擁有共同身份的成員的實質參與，而他們在參與中自然賦予（delegate）學生領袖的權力。具體而言，我們不會在去問學民會員數目是否有效反映學界意見，他們的代表性來自他們的議題（比如反國教）、立場（以學生利益論述）及動員能力（20萬市民及經年累月遊行示威街站派單張出現的大量的中學生）。
Representative model VS Delegation model可以給學生運動，以及具體的學聯及退聯甚麼意義？我覺得有三點可以思考：
（1） 退聯是一次性的尋求授權行為（delegation），目標首先是瓦解學聯作為一個具有代議權力的組織，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支持他們的公投人數比較多）。因此，再去問退聯發起人他們有甚麼事要做，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完全可以不做任何事，或倒過來，他們根本沒有責任去發起任何跟進行動；
（2） 學聯向來關注學生權益（學債、學生宿舍、本地學生學位、學費等等）及社會公義的問題（居港權、平反六四、廿三條等等）戰功比得上任何一個社運組織。這些參與基本上都是在運用組織給予的權力，因此在領袖為了社會公義疲於奔命的時候，一般大專學生的感覺就是疏離。其實學生本來就有各種渠道可以參與傾莊、列席委員會、代表會，發動公投、甚至彈劾莊員。學聯參與7月2日預演佔領、罷課及其後取得雨傘運動的領導權，是學聯強壯的組織基礎，再加上優秀有膽色有魅力的群眾領導工作。這一點使學聯不單止擁有representative legitimacy，更擴展了他們被整個運動主流（當然有一路有反對聲音）delegate了帶領的權力；
（3） 退聯之後，學聯的成員組織上少了數間大學。他們在學界的代表性有甚麼影響？經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他們的確在representative legitimacy上減少了，但是他們仍然有delegation model的領導合法性，他們仍然可以以學生身份、立場、動員去帶領學生運動。事實上，歷任學聯秘書長、學聯常委都從層層選舉中身經百戰，這些學生代表具有強大的政策分析、論述及辯論能力，而且魅力迫人。相比退聯發起人，我們難以有信心去委任他們出戰政改五人組的辯論。因此，從這個角度分析，學聯雖然於 representation 方面受挑戰，卻可以delegation的方式按個別議題取得同學的授權，這種方式更有令學生的工作更聚焦的好處。
以上分析是否太樂觀？我不知道，就讓新一代學生領袖成為證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