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置區，對於年輕一輩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詞語。當年（1953年）聖誕節，石峽尾木屋區發生大火，五萬名巿民頓時變成災民。自此，港英政府決定為災民興建首批由政府管理的徙置屋邨。及後，陸陸續續在港九新界興建公共屋邨，為基層巿民提供安全且廉價的居所。
隨著徙置區的時代開始，鄰舍關係變得親密，皆因各家各戶一同共用廁所、共用廚房。當見到隔離屋的肥仔強在走廊經過，三五成群的小朋友便起來追著他，原來是大伙兒在玩捉迷藏。這邊伯母嚷著「回家」的吼叫聲，那邊小孩仍舊「暴走」於三樓和四樓的梯間。在那七層的徙置大廈，小朋友的笑聲總是連綿不絕。
七十年代初，我家搬入剛落成的東頭邨廿二座。我還未出世之時，老爸與三五鄰舍組成「樂團」。有時候在我家練團，有時候在張某家練團。每逢中國傳統節日，「樂團」便四出表演，為街坊帶來歡樂時刻。那時，老爸在完了演出後，總喜歡帶著他的「老婆」到大牌檔，享受「一盅兩件」。大牌檔的伙記見到「老婆」出現，就知道「二胡哥」，即我老爸駕到。久而久之，東頭邨無人不曉「二胡哥」。
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元宵佳節，一位女樂迷到邨口的臨時戲棚欣賞「樂團」演出。適逢節日氣氛濃厚，加上中樂的五聲音階「宫、商、角、徵、羽」互相配合，產生優雅動人的旋律。這位年輕貌美的樂迷，被「二胡哥」的才華英姿深深吸引。不久，這位樂迷成為了我的媽媽。
婚後的媽媽，被委以重任。除了誕下我這個愛情結晶品，還要帶著我，伴隨老爸的「樂團」巡迴演出。媽媽往往走到最前線，在老爸旁邊遞上毛巾或暖水。還在牙牙學語的我，則由鄰舍代為照顧。那個年代，奶粉是奢侈品。每當我哭崩半天要奶的時候，媽媽便從老爸旁瞬間轉移到我身邊，然後從鄰舍手中將我抱回，並在人叢中左閃右避。她將我抱到後台的暗角處餵人奶，我的哭聲也隨之而停止。
上小學之前，東頭邨第一座到第廿一座都清拆了。由於只留下廿二和廿三座，已經搬往外面居住的「團友」，常常徵用我家「練團」。那時，清拆的爆炸聲和瓦礫的跌落聲，常與琴弦之聲互相交替，奏鳴出獨特的「交響樂」。我趁老爸陶醉於「交響樂」之際，靜俏俏往肥仔強家玩。肥仔強是單親家庭長大，媽媽多年來仍未獲批准來港團聚，爸爸則是輪班的保安員。每當肥仔強家中沒有人的時候，我倆跑到樓下的辦館買孖條兩份吃。我們一邊發出享用孖條的吸啜聲線，一邊跑到旁邊的文具店買發泡膠飛機。我們左手下孖條，右手便將發泡膠飛機疊起成形。在那嘩啦嘩啦的東頭邨「名渠」旁奔跑，讓微風吹著機頭的螺旋槳，幻想自己翱翔於東頭邨的邊際。
當我和肥仔強跑到邨尾近九龍城的那個藍球場，那裡總堆滿很多對奕的叔伯。同時，總會遇到「廿三座孖仔」在炫耀自己的奇多圈。我和肥仔強這對「廿二座肥瘦」組合，看不過他們的高調姿態，便從褲袋拿出奇多圈，與他們進行對決。我們對戰的氣氛猶如軍事對碰。那對孖仔經常以強大的歐美國家壓陣，我和肥仔強組織以亞太區為首的中國隊對抗。那時，小學雞的我們充當配音員，把那嚴峻的對戰加以聲音演繹，也引來不少路過的街坊觀戰。有時候，對奕的叔伯被我們激烈的奇多大戰聲音而感到不耐煩。有「東頭雙雄」稱號的黃興叔叔和鍾根叔叔，走過來用「俚語」叫我們「收皮啦」。但我們「廿二座肥瘦」和「廿三座孖仔」毫不理睬這對「東頭雙雄」，繼續醉心於一場又一場的奇多大戰。
所謂，不打不相識。上小學後，我們四個奇多戰士竟然成為同校同班同學。班主任黃老師常常稱呼我們「東頭四子」。又說，到我們家做家訪很方便，兩個住在廿二座，另外兩個住在廿三座。
家訪我家的那天，黃老師打扮美艷動人，長長的秀髮配合清幽的香水，再穿上高貴大方的白色連身裙。廿二座八樓的走廊迴響著清脆的高跟鞋聲，鄰居們一一打開半扇大門，一睹黃老師的神采。肥仔強衝出來攔截黃老師，誓要她先進入他的家。當走廊充斥著肥仔強的撒嬌聲線，鄰居們也趁機會湧出來圍觀。那一刻，廿二座充滿一片熱鬧，而黃老師成為廿二座邨民之星。
家訪期間，樓梯間有追逐的腳步聲、走廊有踢波的撞牆聲、樓上有嬰孩的哭叫聲、樓下有公園的對奕聲、對面街有大廈的清拆聲。而在我家中，有黃老師甜美溫柔的微笑聲。
那個年代，屋邨就是一處充滿各種聲音的地方。時至今日，我最懷念的，不是黃老師的微笑聲，而是從屋邨內各種聲音所編織出來的人情味。
（待續）